1938年12月27日
星期二 阴
午饭后到大梁子一〇八号探陟岩病。奄卧床上，谈两小时辞出。以外表看，似没有甚么痛苦，劝以多睡眠，多休息，兴作以时，始为根本治疗。她说，何尝不想如此，但事实做不到。
与乃光谈汪先生离重庆后所生影响。乃光说现在尚在酝酿中，看不出来。他又说，据树人说，汪先生此行，确为两个问题，一是对共产党问题，又一便是对日和平问题。不过树人是否知道内幕，甚是疑问。汪先生对抗战悲观，主张和平，似非一日之事。以前在京的时候，汪公馆里已经时常充满悲观失望的空气。汪夫人甚至他们几位小姐谈话间，对抗战军事是时常采取讥笑嘲讽态度的。汪先生对他们的话似乎表示同意。例如战事失利，报纸揭载，不说败退，而说转进，便是他们时常非笑，认为不当的宣传。
后来到了汉口，一天我到阜昌街见汪先生。汪先生在抽屉里取出一份文件，是他分析今后的抗战形势的。虽然是简单几条，字数无多，大意是说敌人占领我们的沿海沿江重要城市后，可以利用我们的人力物力来和我们作战，我们今后的处境会更加困难。这文件虽没有提出积极的主张，对于抗战前途的悲观，是很明显。这文件是汪先生亲笔自拟。他当时告诉我，要拿去和蒋先生讨论，后来结果如何不得而知。这可见抗战发生以后，汪先生的大体态度。乃光并说，彭学沛、陈公博几位常和汪先生讨论问题的人也是时常泼冷水的，所以说汪先生此次远行因为对抗战悲观失望，主张和平，也不是绝无根据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