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19日
早饭后有飞机声。
立刻跑进东门城边的防空洞里。
已有人在，还继续来了不少：男女老百姓、兵士。
两三名战士蹲在洞门口张望。
飞机声消失了。
“飞机一共五架，”一名战士望洞内报道，“是从保德来的。”
同时认为敌机还会转来；不久，飞机声果然又响起来了。
紧接着是炸弹的轰鸣。
头脑里似乎只有炸弹爆炸的声音。
大家都指望战士们和自己一样胆小，劝告他们不要在洞门口张望了。
而且有人向一个在洞口张望的老百姓喝道：“进来！
你，你是汉奸吗？”又是一连串数不清数目的爆炸声。
一名战士进洞来告诉大家：“福音堂被炸了。”
警报解除后回到“家”里，准备好好休息一下；但是大门给锁住了，打从门缝里一看，正屋的窗子已被震坏。
不久，因为又看见有人奔跑，于是我们也依旧回转防空洞去。
其间，在南门城边还躲过一次，但全是自我恐吓造成的谣风。
一刻钟后，就连虚惊也消失了，房东也已敞开大门。
回到室内抽了一斗旱烟，就又上街去了解敌机造成的破坏。
福音堂的确是被炸了，围墙全部被毁，已经变成一大堆泥土。
挪威国旗坠落在旗杆台上；而据说，附近钟楼上的号目却一直在尽着职责，未曾离开。
我们问那个相当衰老、手执半节鱼烛，黑毛线手套上渍着蜡油的挪威女传教士：“日本人怎样？”
“当兵的总是危害生命。”
听了她的回答，只好苦笑而去。
大南街一家院子里躺着一位老乡，被炸断了两腿。
他伏在地上，用手拐支撑着身体，还在奋力向前爬动。
光头，年纪不大，脸上有一层厚厚的尘土。
只有棉裤保持住上身和下肢的联系，他怎么爬得动呢！
他呻吟着，而在他对面的泥土和破碎木料堆上，躺着一条肚子还在动颤的黑色毛猪，还有些散落的破碎羊皮。
两三个老乡正在反复查看。
下午，我又去看那位被炸断了两腿的老乡，早已经断气了。
盖上一张包单。
看的人比上午多，全都是老百姓。
他们在推测、议论，说是只要再离房檐五六步远，他就不会被炸。
没有人哭。
但在另一个巷子里，却有一个五十上下的人，站在塌下来的瓦砾堆边暗自哭泣。
他面前摊开一堆衣服，那被炸死的是他母亲。
他为我们移动了一下衣服，但依旧看不见人，给泥土埋深了。
照例有人显得恶心地吐着白沫。
在南街上另一条深巷里，被炸毁的屋子更多。
巷口有一只死乌鸦，无伤，只是尾巴断了。
第一家院子门口躺着一条黑狗，背上有机枪子弹穿过的窟窿。
它看来很长，已经变了形了。
三四个老乡闷坐在巷道里，满脸尘土，神情呆木，为着家室被毁感到忧伤。
巷子上首的大街上死了一母一子，尸体已经搬去掩埋了。
纯阳庙门前躺着一匹骡子，只有肋骨是完整的，两只同样完整的腿，离开上身都相当远。
此外便是一堆血肉模糊的泥浆。
庙前街上有一段脚胫，一个像馒头一样的蹄掌。
一只狗在墙边津津有味地啃骨头。
满街的土堆、细碎屋料，沉闷的人和笑嘻嘻的人。
那些笑脸似乎在说：今天幸好是躲脱了！
热闹的沉静。
有的已经开始整理震坏了的屋子。
商店和税局进行得最起劲。
全城买不到烧饼、零食，生活秩序被搅乱了；但也显然正在恢复常态。
北门城门洞被炸毁了。
是两个汉奸指出目标才被炸的，已经被抓住了。
一个是梁王沟村人，揎下巴，两眼直视，有人看见他向敌机挥了挥帽子。
另一个叫王同洲，一九三五年就请了长假的山西部队的连长，但他依旧佩戴臂章，身上戴有一只日本黄呢手套。
他向敌机挥着的不是帽子，是条毛巾。
他自称是来谋事的，于是审问者反问道：“谋什么事？”
“也不外救亡工作。”
看的人全笑了。
他自己好像也想笑，但是只有一串意义含糊的声响：哼哼哼……这是个中年人，眼睛的形状和蝌蚪一样，闪射着狡诈的光芒。
他把脸孔板起，装作得很正经，显然是“老手”了。
但是他的供词漏洞也多。
刚才说：“你看见我站在那里的。”
接着便又改成：“大家看见我在那里躺着。”
他用一种像对待老朋友那样亲热的态度分辩了好久，一直都想滑脱。
“这是懂得点防空常识的人都知道的，”他最后争辩道，“湿毛巾可以防避毒气，所以……”但给审问者喝住了。
我没有继续旁听审问。
进行审问的是县政府的工作人员。
[1]
[1]1938年12月—1939年03月日记原名“敌后七十五天”，载于《收获》198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