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回忆录》记：

在重庆主和最力的是汪精卫和他的同党。
政府由汉口迁重庆后，委员长到前方指挥军事，因此他最后才到重庆。

在预计委员长抵渝那天，
汪派人到我的旅馆告诉我汪希望能立刻见到我。
当我抵达他的官邸时，汪与他的太太陈璧君同时出迎。

他告诉我：他想尽早争取最佳时机请求委员长对日谈判。
他并且说，他有某些德国和意大利的路线，透过这些路线可以进行谈判。

我回答说：
如果对于和战重大问题有意见应该直接向委员长详细坦述，这是绝对正确的。
不过我又接着说：
我深信，比和战问题更重要的是统一问题。
统一作战或统一言和，中国才能有办法。
如果分裂，无论是战是和都会失败。
如果我所言不虚，则最后的决定一定要取决于委员长，因为他一身独揽国家团结的重任。

当我发表意见时，我发现汪虽然深受感动，但他的太太几乎是怒不可遏。

当谈到与日本政府接触的路线时，我向汪建议：
不要利用他的德、意关系，因为中国人多数认为德、意是日本的同党，
任何透过德、意的谈判不论其实质如何，都被认为是对中国不利的。

我说我认为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利用其他国家；如果不可能，宁可直接谈判。
汪认为我的意见不切实际。

当我辞出时，他说，待他见过委员长后再尽速召见我。

当天汪与其他人员到机场去迎接委员长。
汪随蒋到官邸讨论甚久。

我下班后一直在旅馆中等候汪的消息，一直等了三天才召我前往。
当我到他官邸时，我发现他正在垂头丧气。

他告诉我委员长彻底反对他的意见。“既然如此，”
我说，“我们一定要服从。”

几天后，汪离重庆前往法属越南。
从越南前往南京，成立了他的傀儡政权。

这件事完全出乎我的预料。
虽然我一直对他未寄以厚望，但我确曾认为像他那样文化背景和有革命历史的人，实在不该去从事违反国家民族利益的叛行。

我认为：
汪的叛国行为也许是有原则的，也许是为了满足一己的私欲，
但他太太却完全是为了满足一己的虚荣心。
汪之走上叛国之路，可能是她将满足虚荣心的要求，与汪的政治原则相结合。
这种作法，合了他们双方的胃口。

按：
12月8日加“等了3天”，为12月11日。
对照周佛海日记，至12月11日，汪已经着手准备叛逃。
12月18日，汪自重庆至昆明。
12月19日，汪自昆明至河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