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沙，11月11日

为波兰共和国诞生二十周年做了一次半小时的播音。
由于某些原因，这次播音无可救药地乱成一团。
坐在总统宫中，我说道：
“女士们、先生们，下面开始奏波兰国歌……”按照计划，在华沙城里另外一个播音室的乐队将开始奏乐。
但是国歌声并未响起，倒是莫西斯基总统开始讲话。
他曾经答应用英语讲，但通过耳机我感觉听到的是波兰语。
我冲过总统宫里的走廊，跑到他房间里询问。
一名身材高大的副官在门口拦住我。
“总统答应说英语的。”
我说道。
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将门略微打开了一点。
“他是在说英语，先生。”
他抗议道。
我便又冲回播音室去介绍托尼·比德尔大使，他打算讲几句精心准备的发言。
他开始絮絮叨叨说个没完，我想他可能是突然得了“麦克风恐惧症”，于是便打断了他。
然后，他便拿起自己的演讲稿给我看，上面写着一堆象形文字似的东西。
“波兰语！”
他小声说道，“是发音……”原来他在用波兰语发表一篇简短的讲话。
当他最终讲完后，我们笑得如此疯狂，以至于总统宫中的波兰人都有点不自在。

后来遇到杜兰蒂，这恰好是他的一个“俄罗斯之夜”。
他非要用俄语跟四轮马车夫说话，并坚持要带我们去俄国咖啡馆。
从杜兰蒂的俄罗斯大草原上刮来的寒风，将雪花摔打在我们的脸上。
似乎经过差不多一个时代，马车夫终于拉着他那匹快死的老马，来到一座破败倾圮的老屋跟前。

“俄罗斯咖啡馆？”瓦尔特叫道。
在浓密的雪幕遮盖下，我们根本看不清马车夫。
不，它不是俄国咖啡馆。
它是波兰一家机关，一座乱七八糟的房子。
随后在暴风雪中，这位《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就开始用俄语跟赶着破马车的波兰马车夫进行冗长的辩论。
雪花在我们身上堆成了山。
午夜过后很久，我们终于找到一家俄国咖啡馆。
里面到处是说俄语的丰满姑娘，瓦尔特说她们是地道俄国人。
还有许多伏特加、三弦琴演奏和演唱。
姑娘们将脊背靠在大瓷炉上取暖，每次都会显得益发疲惫而困倦，我想还有一点悲伤。

波兰人是个令人愉快的、极端浪漫的民族，我和他们一起吃了许多精美食物，喝了许多美酒，还听了许多美妙的音乐。
但他们可怕地不现实，例如，他们竟然会信任希特勒。
波兰电台承诺，将加快建立新短波发射台的工作。
我向他们介绍了我们与捷克人合作的经验。

华沙，11月11日

为波兰共和国诞生20周年作了一次半小时的播音。由于某些原因，这次播音无可救药地乱成一团。坐在总统宫中我说道：“女士们、先生们，下面开始奏波兰国歌……”按照计划，在华沙城里另外一个演播室的乐队将开始奏乐。但是国歌声并未响起，倒是莫西斯基(Mosieski)总统开始讲话。他曾经答应用英语来讲，但是通过耳机我感觉听到的是波兰语。我冲过总统宫里的走廊，跑到他房间里询问。一名身材高大的副官在门口拦住了我。“总统答应说英语的。”我说道。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将门略微打开了一点。“他是在说英语，先生。”他抗议道。我便又冲回播音室去介绍托尼·比德尔(Tony Biddle)大使，他将讲几句经过精心准备的话。他开始絮絮叨叨地说个没完，我想他可能是突然得了“麦克风恐惧症”，于是便打断了他。然后，他便拿起自己的演讲稿给我看，上面写着一堆象形文字似的东西。“波兰语！”他小声说道。“是发音。……”原来他是在用波兰语发表一篇简短的讲话。当他最终讲完后，我们笑得如此疯狂，以至于总统宫中的波兰人都有点不自在。 后来遇到了杜兰蒂，这恰好是他的一个“俄罗斯之夜”。他非要用俄语和四轮马车夫说话，并坚持要带我们去俄国咖啡馆。从杜兰蒂的俄罗斯大草原上刮来的寒风，将雪花摔打在我们脸上。似乎经过了差不多一个时代，马车夫终于拉着他那匹快死的老马，来到一座破败倾妃的老房子跟前。 “俄罗斯咖啡馆？”瓦尔特叫道。在浓密的雪幕遮盖下，我们根本看不清马车夫。不，它不是俄国咖啡馆。它是波兰一家机关，一座乱七八糟的房子。随后在暴风雪中，这位《纽约时报》驻莫斯科的记者，就开始用俄语与赶着一辆破马车的波兰马车夫进行冗长的辩论。雪花在我们身上堆成了山。午夜过后很久，我们终于发现一个俄国咖啡馆。里面到处是说俄语的体格丰满的姑娘，瓦尔特说她们是地道的俄国人，还有很多伏特加、三弦琴演奏和演唱。姑娘们将脊背靠在一个大瓷炉上取暖，每次都会显得疲惫而困倦，我想还有一点悲伤。 波兰人是个愉快的、极端浪漫的民族，我和他们一起吃了许多精美的食物、喝了许多美酒、还听了许多好听的音乐。但是他们可怕地不现实，例如，他们竟然会信任希特勒。波兰电台承诺，将加快建立新短波发射台的工作。我向他们介绍了我们与捷克人合作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