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10月8日

巴黎是个可怕的地方，完全陷入失败主义的深渊，对法国所遭受的损失一声不吭。
在福柯饭店、马克西姆饭店，肥胖的银行家和商人们庆祝和平的香槟流成了河。
但是，甚至一般来说神经比较健全的服务生和出租车司机们，也热情洋溢地歌颂避免战争是多么好。
发动战争是一种罪恶，他们已经打过一场世界大战，已经受够了。
如果同样打过一场大战的德国人也这样感觉那固然很好，但他们并不这样想。
法国——马恩河和凡尔登战役时的法国——的勇气哪里去了？除了皮埃尔·科默外，法国政府内部根本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德国。
法国社会党人，完全沉浸在绥靖主义之中；法国右派，除了少数人如亨利·德·克里利斯以外，不是法西斯分子就是失败主义者。
法国对我而言不再有任何意义。

爱德·莫罗像我一样郁郁寡欢。
我们试图将自己的思想理出头绪，整夜整夜讨论，喝光一瓶又一瓶香槟，在大街上晃悠，但是我猜这需要更多的时间。
我们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一致：
现在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比以往更大；战争可能在下一个收获季节后到来；波兰显然是希特勒名单上的下一个目标；波兰人在此次危机中盲目而愚蠢，甚至帮助德国瓜分捷克斯洛伐克；我们必须促使华沙建立一座功率更大的短波发射台，如果他们希望国际社会听到他们这边的消息。
我们还应组建一个美国电台记者班子。
但老实说，我们对于该做什么也摸不着头脑。
爱德说，美国电台在报道此次危机中干得非常漂亮，但美国人对此漠不关心，无论是任何事情。
不久，甚至香槟也变得令人恶心。
我们便分手了。

碰见了格里科。
他正在各国首都旅游，以便为写作搜集素材。
我给他写了几封给记者朋友的介绍信，我们在马克西姆餐厅吃了晚饭，但我再也不能忍受这里的气氛。
早上将离开巴黎去日内瓦。
这几乎是一年来首次有机会与苔斯和艾莲再见面。
但她们已去了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