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10月3日

给伦敦的爱德·莫罗打电话。
他像我一样感到压抑。
后天，我们可以在巴黎消除自己的种种不快。
从我在阿德隆饭店房间的窗户可以看到，人们正在拆除安装在菩提树下大街对面法本公司屋顶上的高射炮。
危机就这样结束了。
没有多少事还留在记忆中。
回想一下这场戏剧中的各个角色：
贝纳斯自始至终保持了尊严；我总共见过五次的希特勒；长得像只鸟的张伯伦；那个精神崩溃的小个子达拉第，他似乎每次处于困境时都注定要垮台，正如1934年2月6日那样。
保留在记忆中的还有：
克罗莫附近一座桥上的地雷，如果我们乘坐的德国军车再向前开两英尺，就会将我们炸得粉碎；当战争和炸弹似乎肯定将在拂晓来临时，布拉格捷克人所表现出的勇气；当机械化师驶过街头以及战争似乎肯定到来时，威廉街上德国市民脸上的恐惧之情，以及当慕尼黑、柏林市民周五得知不仅是和平而且是胜利时的那种疯狂喜悦；当捷克人镇压叛乱后苏台德日耳曼人脸上沮丧的神情，以及半个月后当德军开进后他们表情的变化。
另外，还有苏台德区小镇安特瓦尔道镇长施瓦茨布尔先生，他将我从德国军官身边带走。
我问他：
“捷克人对你做的最糟糕的事是什么，镇长先生？”他的回答非常可怕，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他说，捷克人抢走了他的收音机，以至于无法听到元首的声音，还有什么罪行比这更恐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