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

与孙科进行了非常有趣的会谈。（顺便提一句，与许多人认为的不同，他不是孙中山的儿子。他和孙中山唯一的联系是，他第二任妻子是中国伟大革命家的外甥女。）

孙科在莫斯科待了六个星期，寻求与苏联政府就援助中国达成协议。他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并对我们全面执行在莫斯科达成的协议表示感谢。孙科其实最初并不乐意与莫斯科谈判。我从他相当模糊的解释（他通常讲话清晰、准确而坦率）中可知，他曾希望说服苏联政府相信有必要与中国联合采取对日军事行动。苏联政府拒绝了这一提议，但的确承诺通过给予武器、飞机等方式积极援助中国。这在中国的军事行动中效果显著。毫无疑问，中国过去三周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们的飞机、坦克、大炮等武器的到来。难怪感觉孙科几乎是得意扬扬的。

他与斯大林的重要会晤的细节很有趣。“我被告知与你们领袖会面的日期，”孙科说，“但却不是那一天。我作好准备。我坐在大使馆里等待。夜幕降临：八点，九点，十点，十一点……什么事也没发生！有点失望，我决定算了。我脱下衣服上床睡觉。然后，差一刻钟就到午夜时，有人突然过来告诉我：‘请等一下，斯大林想见你。’我跳下床，穿好衣服就出发了。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陪同斯大林。在会谈快结束时，米高扬和叶若夫也到了。会谈从午夜一直持续到早上五点三十分。那时，所有的问题都有了决定。”

据孙科所说，正是在那次谈话中，苏联政府打消了直接通过军事介入中日战争的想法。斯大林给他的理由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1）苏联的军事行动会立刻团结整个日本，而日本目前在入侵中国一事上远未团结一致。

（2）另一方面，苏联的军事行动可能会吓走中国的右翼分子，从而分裂中国最近形成的民族统一战线。

（3）苏联军事行动取得胜利的前景会使英国和美国惊慌，并可能将其对中国的态度由目前的同情转为反对。

（4）尤为重要的是，德国会利用苏联的军事行动，从我国欧洲领土对我们发起攻击，这将引发一场世界大战。

出于这些原因，斯大林认为苏联对日本采取公开的军事行动是不明智的。但他确实打算向中国提供援助，比如武器等。

根据孙科的说法，现在这种援助很顺利，且成日常必行之事。经新疆通往兰州的公路令人满意。从苏联边境到兰州的运输平均需要两三周。在冬季，公路沿途的居民主动清除积雪，因此，交通一天也没有中断。飞机在夏季到达中国。苏联的飞机是一流的，飞行速度非常快，以致中国飞行员最初无法正确地驾驶它们。现在他们正逐渐能掌控飞机。苏联专家在训练中国飞行员方面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中国军队中的大多数德国教官被希特勒召回。只有三四十人拒绝前往德国，并宣誓效忠中国政府。德国还终止了对中国的武器供应。意大利教官很久以前就离开了中国。中国政府有多达六百个外国人（主要是美国人、英国人、荷兰人等）在空军服役，在编飞机五六百架。一些武器来自美国，一些来自英国（截至今日约六十架飞机）、比利时、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布伦机枪），但总体来说数量不多。但是，英国政府继续允许武器从香港过境是非常重要的，并保持滇缅公路缅甸一侧通畅。中国政府正加紧完成云南一侧的公路，雇用了多达十七万名工人。这条公路将在6月开通，然后将有一条香港之外的绝对安全的新路从印度洋向中国运送所有必需的进口货物。

在谈到通信路线时，孙科突然想起了以下几点：“我在与你们领袖交谈时，提出铺设连接阿拉木图、新疆和兰州的铁路，有助于苏联向中国输送武器。斯大林对我的想法感兴趣。他拿出一张地图，我们仔细研究，看具体可以铺设哪条铁路。我们计算出该铁路的长度约为三千公里。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建设周期需要三年。当这一点变得明朗时，斯大林指出：‘至少就目前的战争而言，一条铁路并不具有决定意义。这是和平时期的一项任务。’我回答说：‘为什么你认为我们谈论的铁路在军事上不具有即时的重要性？中国准备抗战五年。’斯大林笑了，但他显然很高兴，并说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应该更加严肃地对待我的想法。”

我问孙科他在英国的谈判情况。他的目标是以贷款或赊购的方式为中国的钨和锑筹集两千万英镑，但进展甚微。哈利法克斯在与孙科的谈话中表现出对中国的友好，但在供给和金融问题上含糊其辞。西蒙也表示了同情，但认为如果没有政府的保证——这个保证很难在众议院通过，伦敦金融城就不会批这笔贷款（纯属无稽之谈！）。

因此，政府派出李滋罗斯，为一组需要钨和锑的英国公司起草一个项目。这些公司可能会向中国政府提供一笔预付款，以换取未来的供应品。这个计划显然很糟糕！虽然金钱上的帮助源源不断，保守党高层还是已经堕落到无法捍卫自己利益的地步。

4月8日，我为孙科安排了一顿丰盛的午宴，他似乎受宠若惊。4月6日，我参加了在中国大使馆为他举行的午餐会；7日，我参加了他抵英后的招待会。

【（英）加布里埃尔·戈罗德茨基编注】

迈斯基的法定暑假已经到了，更可怕的是，新设立的外交人民委员部大使年度听证会程序要开始了。迈斯基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关于绥靖政策的悲观报告被错误的信念冲淡，后者主要源于迈斯基与反对派成员如丘吉尔、劳合·乔治和比弗布鲁克的对话：“虽然英国政府的脚步不够快，但已经在有计划地转移立场。”为保险起见，迈斯基在前往莫斯科之前，设法从劳合·乔治那里获得了“一封向斯大林致敬的热情问候信，称斯大林为世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同时，迈斯基经常向这位年长的自由党人通报自己在俄罗斯的行踪，在离开英国后仍保持通信。尽管他很清楚这是一种监视。同样地，迈斯基在向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报告中强调了张伯伦的“苏联示威”这一说法。在5月11日的皇家招待会上，张伯伦对迈斯基的假期计划很感兴趣，据称，他急于知道迈斯基什么时候可以回伦敦。迈斯基急忙补充说，这种不同寻常的做法引来记者们广泛报道，他们从凌晨开始给大使馆打电话。

与以前的假期不同，迈斯基被限定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疗养院度假，他确实在那里接到外交人民委员部传唤，并被要求撰写一份自白书。他在自白书中承认自己的政治短视，没有认识到“人民的敌人”潜藏于他的大使馆内。他面对的证词来自他的前下属——大使馆武官普特纳和驻伦敦贸易代表团团长奥泽尔斯基。在被处决之前，这两人显然都提出了对迈斯基不利的证据。6月1日，迈斯基和李维诺夫一起被紧急召至克里姆林宫。在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在场的情况下，斯大林要求他们保持低调，谨慎行事。因此，迈斯基获得“假释”，并充分意识到自己处境的脆弱。

7月底，迈斯基和阿格尼娅回到伦敦，向韦伯夫妇透露了克里姆林宫“对英国的冷淡，对作为苏联敌人的张伯伦的仇恨，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担忧以及对当前法国政府的清醒”。在与哈罗德·尼科尔森和范西塔特进一步坦诚的会谈中，迈斯基警告说“俄罗斯刚出现走向孤立的苗头”，并将其归因于西方与俄罗斯“保持距离”的意图，但“他希望俄罗斯不要走太远”。但正如他几天前与哈利法克斯会面时说的那样，他承诺“在苏台德地区受到侵略时，如果法国和英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给予武装支持，俄罗斯会站到我们这边”。

迈斯基个人的获救在于集体安全的成功。随着李维诺夫越来越被克里姆林宫摇摆不定和怀疑的态度所束缚，因其部委遭受清洗而被削弱，被国内问题困扰，迈斯基从此将成为试图改变对英政策的唯一动力。迈斯基希望通过非常规办法达到这个目的。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向莫斯科提交的报告和英国记录（以及他那具有误导性和倾向性的回忆录）之间的巨大差异表明，他费尽心思把自己的想法归于他的对话者。他这样做是希望引起莫斯科的积极回应。这也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推动集体安全理念，并使苏联摆脱日益被迫孤立的状态。也许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他公然干涉英国内政，挑动反对张伯伦的反对派，还一厢情愿地期望日益恶化的国际形势能够鼓励反对派推翻首相，让艾登或丘吉尔取而代之。

【编注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