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3月11—12日，凌晨4点

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许士尼格下台。
纳粹分子掌权。
德军正在入侵奥地利。
希特勒撕毁了足足一打的承诺、誓言和协议。
奥地利完蛋了。
美丽的、悲惨的、文明的奥地利！
全完了。
仅仅一个下午，便被处以死刑。
就在今天下午。
根本无法入睡，所以起来写作。
必须写点什么。

纳粹分子不会让我广播。
这里有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文章要写。
我是城里唯一的播音员。
我唯一的竞争对手，全国广播公司的马克斯·乔丹，还没有到来。
然而，我不能发声。
纳粹分子整夜对我实行封锁。
我争辩、请求、斗争，但都无济于事。
一小时前他们用刺刀把我轰了出去。

还是让我从头讲述这噩梦般的一天吧：

太阳刚刚升起，空气中洋溢着春天的气息。
今天早晨8点钟，我乘坐的列车驶进了维也纳南站。
我感觉还不错。
乘车返回普洛斯尔巷时，我注意到街上散落着纸片。
头顶上，两架飞机正抛撒传单。

“那是什么东西？”我问出租车司机。
“公民投票。”
“什么公民投票？” “许士尼格下令搞的。”
他不信任我，不想再多说。

我顺着楼梯回到公寓，心里有些迷惑不解。
我询问女仆。
她递给我一摞这几天的报纸。
吃早饭时，我顺便看了新闻。
周三晚上（3月9日）许士尼格在因斯布鲁克发表讲话，突然下令举行公民投票。
就在这个周日举行。
提出的问题是：
“你支持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的、日耳曼的、统一的奥地利吗？是或不。”

吃完早饭，我匆忙赶到医院。
苔斯身体不是太好。
发烧，医生担心她左腿得了静脉炎。
一个凝血块。
简直让人受不了，就像当前局势一样。
我陪她待了两小时，直到她沉沉睡去。
上午11点，我乘出租车进了城，到施瓦岑贝格广场的施瓦岑贝格咖啡馆，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福多尔、泰勒和一些奥地利记者都在那里。
他们略有点紧张，但都充满希望。
公民投票将和平进行，他们认为。
许士尼格得到工人的支持，毫无疑问肯定会获胜。
这将遏制住希特勒好一段时间。
我感觉好了些。
有人打开收音机。
播音员正宣读公告，要求1915年出生的公民服役。
我们一致认为，这只是为确保选举正常进行。
一名奥地利人被叫去接电话。
他回来后告诉我们，纳粹分子刚砸了斯特凡广场的君主派办事处的窗户。
我现在还记得，出于某些原因，所有人都笑了。
我脑子里还在想，是否给正统王朝派领袖伍尔夫上校打个电话。
我正在与他交涉，以便为奥托·冯·哈布斯堡安排一次播音。
但是我没打。

快到下午4点的时候，我出发去医院看看苔斯是否好些。
在穿过卡尔广场去坐地铁时，我被约上千人组成的人群堵住。
他们是纳粹分子，场面显得有些滑稽，孤零零的一名警察正冲着他们叫喊和打手势。
纳粹分子正在让步！
“如果纳粹分子的勇气不过尔尔，许士尼格无疑将会获胜。”
我想，“而且他正在武装工人，他们会对付那些纳粹恶棍。”
我加快脚步赶到地铁站。

约6点时，我从医院返回，从地铁站出来后，走到卡尔广场。
发生了什么事？肯定有事情在发生！
我还没明白过来，就被一群大喊大叫的、歇斯底里的纳粹暴徒卷走，经过环城路，经过歌剧院，沿着凯恩特纳街，来到德国旅游局大楼。
这里安放着用鲜花装饰的巨型希特勒肖像，近几个月来已经成为纳粹分子的圣地。
看看这些人的脸！
我以前在纽伦堡曾经见过，狂热的双眼、张大的嘴巴以及歇斯底里般的狂热。
现在，他们就像圣滚者[7]一样喊叫：
“胜利！胜利！胜利！希特勒万岁！希特勒万岁！希特勒万岁！绞死许士尼格！绞死许士尼格！绞死许士尼格！人民万岁，帝国万岁，元首万岁！”

警察的表现令人惊讶！
他们只是在观看，在微笑。
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仍然不明所以。
我大声喊着，询问身边的几个人。
没有人回答，也根本听不清。
最后，一名中年妇女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
“全民投票！”她喊道，“取消了！”

没必要了解更多的情况。
那将是奥地利的末日。
我从这些苦行僧的旋涡中脱身，沿着环城路走到布里斯托尔旅馆。
泰勒住在那里。
他将我介绍给他妻子维罗尼，她很漂亮，肤色微黑，看上去很聪明，刚刚来到维也纳。
他证实了取消公民投票的消息。
他说，一小时前电台宣布了这个消息。
我们乘坐出租车赶到美国公使馆。
约翰·威利站在办公桌前，手指里夹着那支从不离身的长烟嘴，脸上带着古怪的微笑。
这是刚刚被击败而且很有自知之明者的微笑。

“都结束了。”他平静地说道。
柏林发来最后通牒。
放弃公民投票，否则德军就将入侵。
许士尼格投降了。

“过会儿你在电台上会听到更多消息。”
约翰说道，“等着瞧吧。”

我离开公使馆，给莫罗打了个电话，他正在华沙。
出公使馆时，我碰到了盖德耶，他看上去非常兴奋。
回到家里，我给爱德挂了个电话，收音机播放着轻柔的维也纳华尔兹。
不过，此时听上去却令人憎恶。
突然，音乐声停止了。
“注意！注意！”
一个声音喊道，“几分钟后将播放重要声明。”
然后，就是节拍器的嘀嗒声，奥地利广播电台特有的信号。
听上去很悲哀。
嘀嗒……嘀嗒……嘀嗒……我把收音机声音调小。
没有开场白，一个人便开始讲话，我听出是许士尼格的声音。

“今天，我们身处悲剧性的也是决定性的处境中。
我必须将今日事件的详细情况汇报给我的奥地利同胞。

“今天，德国政府交给米克拉斯总统一份最后通牒，附有时间限制，命令他任命由德国政府指定的一个人担任总理，并根据德国政府的命令任命内阁成员；否则，德军将入侵奥地利。

“我向全世界宣布，那些由德国发布的关于工人骚乱、血流成河和奥地利政府已不能控制局势的报道，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米克拉斯总统要求我告诉奥地利人民，他决定向暴力屈服，因为我们面临着可怕的局势，但并未做好流血的准备。
我们决定命令军队不予抵抗。

“在此，我发自内心地向奥地利人民告别：
上帝保佑奥地利。”

讲话快结束时，你会感觉到他的声音已经哽咽，快要啜泣起来。
但是他控制住了自己，直到最后。
此时有一秒钟的沉寂。
然后是张老唱片播放的国歌。
是“德国德国高于一切”的曲调，海顿原创版本，仅略有改动。
这就是全部过程。
一切都结束了。

今晚的其余时候？过了一小会儿，犹大也就是嗓音刺耳的赛斯——英夸特博士讲了一些话，声称他将为秩序负责，奥军将不会抵抗。
这是我们首次听说德军入侵。
按照许士尼格的说法，最后通牒要求奥地利投降，否则德军将入侵。
现在，希特勒甚至连最后通牒的条款都不打算遵守了。

我无法与华沙的爱德取得联系，旅馆服务员总是说他出去了。
此刻时候尚早。
我给奥地利广播公司打电话联系播音事宜。
没人接电话。
我决定进城。

卡尔广场人山人海。
有人正站在台阶上高声发表演说。
“赫斯和比克尔。”
我身边一名冲锋队员小声说道。他的制服散发着呛人的卫生球气味。
“赫斯和比克尔！他们在这儿。”
但是我无法挤到近处观察。

我在人群中奋力挤着，朝凯恩特纳大街方向前进。
人群也在不断移动。
现在开始唱歌了。
唱的是纳粹歌曲。
几名好脾气的警察站在周围。
他们胳膊上戴的是什么？是红黑白三色“卐”字臂章！
我沿凯恩特纳大街，朝格拉本方向走。
年青恶棍将铺路石砸进犹太商店的橱窗。
人群中发出欢呼声。

在卢浮宫咖啡馆，合众通讯社的鲍勃·贝斯特坐在十年来他每晚都在的那张桌子旁。
他周围是一群外国记者，包括美国人、英国人、匈牙利人和塞尔维亚人，男女都有。
除贝斯特外，所有人都极度兴奋，每隔五分钟就会去打电话，收到或发出一些消息。
大多数都是荒诞的谣言。

鲍勃将他写的电讯稿读给我听。
他被叫去接电话。
他回来后说道，许士尼格已被重新召回担任总理，纳粹分子被赶走了。
他仍然很乐观，认为事情并未定局。
几分钟后，事情就搞清了，上述消息是虚假报道。

纳粹分子已经接管了巴尔豪斯广场。
我们迅速跑到巴尔豪斯广场，梅特涅的巴尔豪斯广场……维也纳会议……二十名冲锋队员在大厦前叠罗汉，摞成一座小“金字塔”。
一名小个子爬上顶端，手里拿着一面“卐”字旗。
他爬上了阳台，四年前法伊少校就是在这里与许士尼格谈判的，法伊在陶尔斐斯被杀后已被纳粹分子逮捕。
那个小个子在阳台上挥舞着“卐”字旗，整个广场上响起了欢呼声。

回到卢浮宫咖啡馆。
玛尔塔·福多尔待在那里，竭力克制住自己的眼泪，每隔几分钟便用电话向福多尔通报最新消息。
埃米尔·马斯是我以前的助手，一名奥美混血儿，长期摆出反纳粹姿态。
此时，他得意扬扬地走进来，在我们的桌前停下。
“啊，女士们、先生们，”他得意地笑着，“现在是时候了。”
他翻开外衣翻领，解下藏在那里的“卐”字徽章，重新别在外衣扣眼上。
有两三名女士冲着他尖叫：
“可耻！”
戈德施密特少校是正统王朝派分子和天主教徒，有一半血统是犹太人。
他恰好静静地坐在桌旁，此刻站起身来说道：
“我要去家里拿左轮枪。”
一些人冲了进来。
赛斯——英夸特组成了纳粹政府。
此时是晚上11点过几分。
是去播音室的时候了。
纽约正是下午5点。

在广播电台大楼前的约翰内斯巷，有身穿土灰色制服的人，手持上刺刀的步枪站岗。
我通报了自己的身份。
过了很长时间，他们才让我进去。
在前厅和走廊里，到处都是身穿军装和党卫军、冲锋队制服的人，挥舞着左轮枪，摆弄着刺刀。
有两三个人叫住了我，但我鼓足了勇气，冲他们大喊大叫，终于走到了大厅，旁边便是演播室。
广播电台的总导演赛查和节目总监同时也是我的老朋友埃里希·昆斯蒂都站在屋子中间，周围是兴奋的、叽叽喳喳的纳粹小伙子。
一眼看去，就明白他们已成囚徒。
我设法与昆斯蒂说了一句话。

“我什么时候可以播音？”我问道。

他耸耸肩。
“我在这里已经不算什么了。”他笑道。
他示意一个长着刀疤脸的家伙似乎是负责的，至少现在是。
我说明了来意，但他毫无反应。
我又解释了一遍，他还是没听明白。

“让我与你的柏林上司通话。”
我说道，“我认识他们。他们会让我播音的。”
“没法与柏林联系。”他说道。
“但今晚你总会联系吧？”我问道。
“啊，可能稍晚一些。过一会儿你再来。”
“不可能。”昆斯蒂小声说道。
两名警卫手持左轮枪，将我押了出去。
我在大厅里等着，不时闯进去，看刀疤脸是否在和柏林通话。

午夜时分，由巴尔豪斯广场传来一条广播新闻。
过一会儿，新政府将宣布成立。
我冲到了那里。
不知安在何处的聚光灯打在阳台上。
有十几个人站在那里。
我认出了赛斯——英夸特、格莱泽·霍斯特瑙……“犹大”在宣读新内阁名单，他本人将担任总理。

回到广播电台，又是等待和争吵。
他们无法与柏林通话。
没有线路。
不可能播音。
对不起。
更多的争吵。
威胁。
最后我被押送出来。
跟刺刀没法辩论。
走到约翰内斯巷，我看了看手表。
时间是凌晨3点。
我再次来到凯恩特纳街。
现在已经空无一人。
随后我便回家了。

电话铃声响起。
是正在华沙的爱德。
我将消息告诉他。
我们的坏消息。
即使我明天仍待在这里并且能搞到设备，我们也将处于纳粹严格的新闻审查下，我告诉他。

“为什么你不飞到伦敦？”爱德建议道，“你可以明晚赶到那里，并播放第一个不受审查的目击报告。
而我将赶到维也纳。”

给阿斯佩恩机场打了个电话。
明天所有机票都已被预订。
去伦敦和柏林的飞机几点起飞？ 早上7点和8点。
谢谢。
我忘了今晚还未跟福多尔通过话。
纳粹分子不喜欢他。
可能……于是我打了个电话。
“我很好，比尔。”
他说道。
他正在抽泣。
给苔斯留了个字条，跟她解释一下几天内将见不着我。
现在上床睡觉。
可以睡一个小时。

[7] Holy Roller，美国宗教运动五旬节运动中某些信徒的绰号，因其狂热时在地上打滚而得名。——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