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九日

夜至同仁社与青抗一些同志谈关于组织训练诸事，至十一时回。

“应该怎样来”统制的释义

“民运要统制，言论要统制”，有人这样主张。说抗战时期，不容许有纷歧现象；不统制，你这样，我那样，抗战的力量，不会减弱么？然而反对的说：抗战胜利，在于集合全民众的力量，如果统制，说也不自由，动也不自由，把人家嘴上贴张封皮而要他演说，脚上加副镣铐而要他走路，那行吗？

两说都有理。我以为要有统制之利而没有统制之害，其道理和方法，应该如下：

“统制”是国家一种权利。国家没有这权力，不配叫国家。但行使这权力的形式，各国都不一样。法西斯的国家，其政策是违反多数人利益的，却要多数人去为其所反对的政策而牺牲，因此他不得不严刑峻法，限制人民的言论行动于很狭小的范围里。比如日寇进攻中国，是日本广大民众反对的，如果允许人民自由讨论、自由行动，那日本军阀马上要坍台。所以日本政府平时统制已够可观，战时统制更为厉害，除“扎千人针”、“送神符”外，一切民众团体的集会都被禁止，极平常的讲演，演词要检查，出版物上稍带刺激的字眼，都要抹去，代以××。因为他不如此，其政府的统治将无法维持。反过来看民主国家的统制，那全然不同。因为他的政策是合乎大多数人利益，他不怕多数人反对而只怕多数人不懂，要多数人从讨论中去懂得，所以言论、出版自由，要多数人从行动中去懂得，所以集会、结社自由。政府站在指导地位，或者经过党员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使群众自觉的拥护及环绕在政府政策的周围。这个，形式上似非统制，实际则是统制。孙中山先生说：“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当努力赞助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而且惟国民党与民众深切结合之后，中国民族之真正自由独立始有可望也。”如果说是统制的话，那所谓“赞助”，所谓“结合”，就是民主主义对民众运动统制的手段。大革命时大江南北的民运盛极一时，然而都在三民主义统制范围之内，没有敢逾越者。民权主义也有其统制的另一面，孙先生说：“民国之民权惟民国之国民乃得享有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凡卖国罔民的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毋论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

由上所述，今天我们应采取的统制方法，可明白了。一切形式的强迫的，质言之即法西斯国家用的那一套统制办法，只是妨碍民众抗战的发展，削弱抗战的力量。我们应该实行孙中山先生“赞助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唤起民众共同奋斗”的遗训，使党与民众打成一片，不必讲统制而实际是统制在惟一的主义和领袖之下。

至于说，怕民众起来以后没法子驾驭，那是把自己站在民众圈子以外，和民众对立的人说的话。不是我们真正成为民众的党的党员所能想象的。我们只好不谈。

一九三八年——中华民族复兴年（《西北青年》）

六、七年前，韦尔士对中日战争曾有如下的预言：

“一九三五年日本侵略中国，进兵路线是三条：一、华北；二、上海；三、广州。开初，中国老是打败仗，一任日本打进内地。但是这个（中国）庞然大物，虽然受到些损失，却并不感到什么，反而越打越强起来，在打的过程中锻炼了自己，去掉了旧毛病，生长了新力量，一直打到一九三八年的秋天，日军因迭受挫折，军民齐怨，大败而归。这时中国的政治大大革新，同时日本国内也起了革命。”（预言的大意如此）这部预言书，是有他的科学根据的，我看了它，总是想象着一九三八年。现一九三八年到了，事实与预言大致符合，日寇已经打进了中国，等待着我们产生新力量，把他打个大败而归，促进中华民族与全东方民族的大解放。

预言，不是推背图，是指示出有这大的可能，但可能的实现，决定于我们自己。我们能团结奋斗，除旧布新，中国仍是我们的，日寇必大败而归；如果不中用的话，那民族前途就不堪设想——一九三八年正站在这个历史的分歧点。

自一九三五年日寇进攻华北，至一九三七年日寇占领南京，这是中华民族的大厄运，也即是历年政治上路线错误所招来的恶果。尝到了恶果，必然反省到恶因，恶因一去，胜利随之而来。当然，这是死伤了三十多万战士，蹧踏了上十省的土地和近二万万人民换来的教训，难道这教训还不足以使我们警惕吗？还不警惕，够得上称黄帝的精明子孙吗？所以一九三八年必然的成为中华民族复兴之年。一九三八年我们奋斗的任务是：

一、全部实施革命的三民主义，以民生、民权为手段，增强民族主义胜利的力量。

二、因为民权、民生主义的实行，全国人民均将奋起，有组织的发展其力量，贡献其力量，人力财力将比一九三七年增加数十倍，而且全用不着强迫命令。

三、军队和人民在一块儿打仗，凡民皆兵，敌人则到处碰壁。

四、我们也有了现代化的部队。

五、召开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完成总理建设民主共和国的任务。

最后，引彭德怀先生几句话，做我们一九三八年应有的里程：

“敌我力量的对比，决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在持久抗战的过程中是会变动的，我们的力量会逐渐变强，敌人的力量会逐渐减弱。”

“在持久抗战中我们能够在广大的民主政治为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下，高度发挥整个民族的力量。向来被人认为一盘散沙的中国民众，将会很快的凝固起来，形成钢铁般的力量。全国人民将会各尽其能，坚决拥护抗战的政府，争取民族的解放。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往往是在自卫的解放斗争中生长与团结自己的力量。”

苟安即是自杀（《西北青年》）

眼前摆着亡国灭种的大祸，好些地方已经亡了，可是酣睡在西北角落里的人们，却有的尚在说：不会来吧，西北是荒凉地，交通困难，走不得坦克车。看：日本占南京以后，不是沿津浦路北进吗？目的是在取得沿海交通便利的地方，西进是不会的。因此就得出结论，西北不妨仍维持常态，不妨仍酒食征逐恒舞酣歌，不妨仍旧弊不必除，新猷不必建。

“九一八”以前，曾有人大呼东海起了鬼火，首先要烧的东北的人们说，“不会吧！”国内的人说：“东北呢，隔我们很远。”及东北烧去了，火势向关内燎原，“划了冀东取察绥一隅给他吧，再进是不会的”，至于南京、上海那是英美势力所在，“天塌下有长子顶”，那里尽够我们足踏着若干老百姓而过其高楼大厦、跳舞大餐的天堂生活。现在这些幻梦都已被事实打破，上万里的锦绣山河被鬼火烧成焦土，自命为统治者的人物，火烧到眉毛尖，逃到没火的角落，又老调重弹说：不妨事。特别是西北这空气尚浓厚的笼罩一切，不然为什么外面打烂二十四面战鼓，这里尚看不到战时的紧张？

日本早公表过的大陆政策，首先是占领满蒙，满是东三省，蒙是热河、察哈尔、阿拉善、额济纳及青海蒙旗。他要在这里包围中国，截断中国对外的通路，这难道不明显吗？在二里子河、安西破获的日寇特务机关，他们是为什么？最近南疆扑灭的马部枪枝都是日寇给的。敌人已经执着明晃晃的刀，在西北同胞的头上闪着，而我们却闭着眼说，“没有啥事。”

其次，日本要吞并庞大的中国，当然不能一口气就吞完，占领了南京先把江南和华北打通，巩固津浦路再及平汉路。但并不是因此满足，不再侵其他地方，我们这里也许还有三五个月的太平，趁釜里水还未沸，釜里的鱼仍摆尾游之，毋乃太不长进。

有些比较进步的人，也在愁日寇会来，也在想怎样抵抗，可是他没有把西北看做是整个战斗部队中之一，没有计划到怎样动员西北力量去御侮于国门之外，至少御于华北的地方，因此虽有热心而紧张不起来。

“环境太坏了，干不起劲，不能不有所顾忌，怕别人加红帽子”，这些，都是苟安心理推演所致。

苟安即是自杀，我们能自杀吗？能伸着脖子等敌人来宰割吗？不，一万个不。我们要冲破一切苟安心理，不顾一切的冲，团结并发动一切救亡力量，把日寇赶出中国境界去。

征兵与敲诈

军政部电令各省兵役机关：

“据报皖泗县团管区所派征兵官、区长、联保长等，任意敲诈每户最少者四、五十元，而雇买顶替人之款又须各户分摊，顶替者皆为地痞流氓，多至半途逃回，又须顶替……”

这类情形不仅皖泗，甘肃也是一样，据说训练出去的区长，有的因征兵发了几千元的大财，恐怕不仅甘肃，除广西外各省大概都差不多。武汉报载“征来壮丁用绳索成一大串，牵着在街上走”，是否中国人民真的没有民族观念，把持枪杀敌看做拉上刑场，广西据说可出兵四百万，妻送丈夫，父母送儿子，多么壮烈！八路军在晋冀杀进杀出，队伍越打越多，据说已超过原来数目将近一倍，难道是拉来的吗？很显然的问题不在人民不愿当兵，而在乎我们的办法不好。

区长、联保长敢于任意敲诈每户最少者四、五十元（当然最多的是几百以至千把），由这事件可推想：1．由于历年压抑政治的结果，牢固了土豪劣绅在乡村中的统治，仿佛中古时代及现在川滇边的酋长土司差不多；2．征兵可以敲诈，其他事件也必然敲诈，可见乡民在他们的脚下蹂躏比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剥削只有加凶；3．在压迫下的民众，自然无法振起抗战的情绪，使他们觉得国家可爱。说句并不算尖刻的话，中国所以弄这步田地，弄得备战线的暂时失利，怪不得人民不争气，腐败的政治要负第一等的责任。

要发扬全民族的英勇奋斗精神，必须肃清障碍民众动作的贪污豪劣，望党政机关马上用快刀割去过去一切不良的办法，替下层民众闯开抗战的坦途，一转瞬间将有成千成万的民众上前线，把日本这凶神恶煞送归东洋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