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12月25日

今天下午在威利家过的圣诞节，约翰现在是我们在这里事务的主管。
瓦尔特·杜兰蒂像往常一样也在那里，此外还有福多尔一家。
美国驻莫斯科使馆的奇普·博赫兰正在休假，也与我一同来到奥地利广播公司，帮我带着一群美国孩子做了一次圣诞节播音。
我并不喜欢这个带点孩子气的工作，倒是对当前的政治局势更感兴趣。

我们在普洛斯加斯大街一间不错的公寓里安顿下来，旁边就是罗特席尔德宫。
房主是家犹太人，已经为了安全而搬到捷克斯洛伐克，虽然许士尼格似乎完全掌控着这里的局势。
但是，与我们1929年到1932年来时相比，维也纳变得可怕地贫穷和压抑。
工人们表情阴郁，甚至有工作的人也是如此。
在每个街角都可看到乞丐。
只有少数人有钱，在夜总会和“三个轻骑兵”等时髦饭馆里挥霍。
贫富悬殊的现象令人反感，现政权遭到普遍反对，人们不是转向潜在势力相当强大的老社会党，就是转向纳粹主义。
这一官僚独裁制度的最大失误就是没有一个社会计划。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就没犯这个错误。
尽管如此，这里的食品仍然要比德国丰富，独裁制度也温和得多，这也是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之间的区别！
在欧洲，除了巴黎以外，我最喜欢的城市就是维也纳，即使现在依然如此。
我喜欢维也纳人民的魅力、机智，巴洛克风格的建筑，良好的品位，对艺术和生活的热爱，柔和的口音，以及非常温和的整体气氛。
这里的反犹主义也很盛行，这给纳粹分子创造了有利条件，但维也纳一贯就是如此。
自卡尔·卢格市长时期便是如此，他是希特勒落魄维也纳街头时的首位反犹导师。
与杜兰蒂好好谈了一番，他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几个月。
此外还有福多尔夫妇，福多尔太太像以往一样可爱，福多尔先生则是中欧问题“活字典”，而且乐意倾吐所知道的一切。
另外，还有《纽约时报》记者埃米莉·瓦德奈，她是位非常迷人、知识丰富而且很聪明的匈牙利裔美国人。
虽然纽约方面担心杜兰蒂的声音过高，但有一天还是让他做了播音。
当天晚上，从芝加哥发来一封电报称：
“……您的清晰的、洪亮如钟的嗓音……”署名是玛丽·加登，她应该是懂行的。

我们等着孩子出生，离现在还有7周时间，还讨论了取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