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现在几乎每天都一样，整天都听到各种各样我以前从未听过的悲剧发生。一大早，神情惊恐的妇女、年轻的姑娘和孩子就潮水般涌了进来。我们只能让她们进来，但没有地方安置她们。我们告诉她们只能睡在露天草地上。不幸的是，天气现在冷多了，她们又得忍受另一种新的痛苦。我们必须尽更大的努力，劝说年龄大一些的妇女和已婚带着孩子的妇女回家，以便腾出地方给年轻未婚的女子。

这些天，我整天都在校园里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大声地说：“这是美国学校！”大多数情况下，这足以让日本人离开，但有时他们不理会，并凶狠地盯着我，有时还对我挥舞刺刀。今天，当我们到南山公寓去阻止日军抢劫时，其中一个日本兵用枪对着我和与我在一起的守夜人。

由于昨夜的可怕经历，我带着现在是我私人秘书的大王一起走，我们决定到日本使馆去报告情况，看看是否能够得到帮助。当我们到了汉口路与上海路交界处时，我停了下来，不知是否应该叫瑟尔-贝茨和我一道去，还是我独自去，或是先到美国大使馆寻求帮助。我们很幸运，在美国大使馆找到了一位非常有用的中国秘书或是职员，他叫J-C-谭。他给我写了两封信，并用大使馆的车把我们送去。我们立即来到日本使馆，报告了我们的困难、经历以及星期五晚上发生的事情，然后，我要了一封可以带在身上的信，以便用它将进入校园的日本兵赶走。我还要求在学校门口贴上告示。这两个要求他们都答应了。回来时我高兴得难以形容。日本使馆的田中副领事还说，他将去找两个日本宪兵在夜里站岗。他是一个善解人意和稍带忧郁的人。当一切都办妥，我准备给大使馆司机小费时，他说：“使中国人免遭彻底毁灭的惟一原因，就是南京有为数不多的十几位外国人。”如果对这些毁灭和残忍没有任何限制的话，将会是什么样呢？由于有米尔斯先生和两名宪兵在大门口守卫，数日来我第一次安静地上床睡觉，并认为一切都将会好起来。

当我在办公室里写这些日记时，我希望你们能听到我门外的喧闹与嘈杂声。我猜想，仅这一栋楼房里就有600多人，我估计，今晚校园里一定有5000人。由于缺少住所，今晚他们只能睡在水泥路上。所有大厅和走廊都住满了人。我们不再分配房间，开始时，我们在理想主义的驱使下曾试图这么做过，但现在他们能够挤在哪里，我们就让他们挤在哪里。

玛丽和布兰奇-邬都搬到实验学校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