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十四日

晴

得捷电，我军克复满城、赞皇两县。

贺其燊来谈，见解尚对，贺住昆仑饭店。

重来一次认识（忠理）（批斥《西北日报》十四日署名“婴”的论文）（登《西北日报》）

《四书》上说：“天视自我民视，天聪自我民聪”；又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书经》上说：“应顾畏于民岩。”封建时代，虽没有民权规定，但人主决不敢忽视民意，民意对政府实际操监督与督促之权。

由封建社会进到民主国家，民意乃成为国家主体，政府人员是为民服务，所以叫公务员，又叫公仆。总理是现代民权主义之最进步者，他说：

“民权国者为人民共治之国家，故亦曰众民政治。试以经营商业为例，有东家生意与公司生意两种。东家生意者由东家一人主持之，公司生意者由股东多数人主持之。君权国即如东家生意，权在君主一人，民权国即如公司生意，权在股东多数人。今日之中华民国，故一民权也，既曰民权国，则宜为四万万共治之国家。治之方法，即在予人民以完全之政治上权力，可分为四：一曰选举权，凡为中华民国人民，皆有此权，由人民选举官吏，担任国家或地方之立法行政机关各事务，此官吏即为公仆。二、罢官权，人民对官吏有选举之权，亦须有罢免之权，如公司中之董事，由股东选任，也可由股东废除也。三、创制权，由人民以公意创制一种法律，此则异于专制时代，非天子不议礼不制乐也。四、复决权，即废法权。法律有不便者，人民以公意废止或修正之。……”

有人说这些办法是好，但须是宪法公布了以后的事，现在还谈不到。不过，宪法是确定行使民权，不是说民权须待宪法公布才有。总理十三年在上海发起的国民会议，曾说：

“现在中国号称民国，要名符其实，必要这个国家真是人民为主，要人民能够讲话。……现在是人民讲话之好机会，我们人民应该不错过这机会。……我发起这个会议，一定要人民能够讲话，……如果用军人资格，在会议上专横，不让大家公平讨论，我便马上出京。”

翻开《中山全集》一看，这类遗训，炯炯照人。人民是股东，政府是经理，不待说股东对经理有监督与督促的权利，经理对股东会议有服从的义务。当然，经理可以而且应该提出意见，取得股东的赞许，但绝不能说股东不应该出来监督与督促。

另一方面，人民对政府有所督促，是不是和政府对立呢？这完全是两件事。正如股东督促经理不是对立的一样。相反的，历史上只有不顾民意、不愿接受广大民众好意的建议的政府，才常常酿成政府与人民事实上的隔绝，弄到后来不可收拾。

抗战时期的政府，谁都是总理忠实信徒，绝不会有对民权主义认识不够的发生。但为要达到真正的“全民抗战”，却不妨把总理的话，再来温习一遍。

嘉伦昨日回，云蒋表示很好。

盛因皮衣不易运，电贺借五万套给八路军。贺称军政都要兰州办三十万套，只能办到三万套，还须十二月才能齐全，就是要借三、五千，也需有军政部命令，兰州不能多买，因为青马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