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09月20日

川奈

又打了十八洞的高尔夫球，三天共打了六十三洞。最后打第六十三洞时，我比标准杆少打三杆，极为得意。烈日灼肤，身子困乏，精神却很爽快，这就很有意义了。

杜曼来电话说，今天我恐怕还得去见广田，所以午餐后就赶回来了。得悉日本有轰炸南京的计划，需要立刻提出意见。下午6点见到外相，我措辞强硬，与往常迥异。我觉得现在已经是讲最重的话的时候了。在交谈时，我讲到我们切不可忘记历史。1898年，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都不想同西班牙打仗，可是“缅因号”一炸，战争就制止不住了。美国人民是世界上最爱和平、最有耐心的人民，主张国际和平、裁军、维护条约的尊严等，都是我们带的头；但遇到挑衅，我们又可以变成世界上最易动怒的人。最好不要忘记历史。

这些意见显然产生了影响，因为广田第二天清晨便去觐见天皇，后来我们又开始看到一些迹象，说明政府正在为滥炸的结果感到不安，正在采取措施约束空军人员。不用说，闯祸的就是这些年轻的冒失鬼：他们一闻到血腥味，就狂奔乱撞，不管炸了谁，炸了什么东西，都觉得“毫无关系”。大概是由于我们提了抗议，他们也渐渐明白了外国的反应，所以政府后来派了一个海军将领到上海，同总司令长谷川商讨此事。现已传出话来，9月25日以后将不再轰炸南京。当然不炸了，到那时候他们要摧毁的都摧毁完了，还炸什么呢？在此期间，代理国务卿穆尔（Moore）也和斋藤谈过，随后我还奉命在这里提交了一份强硬的照会。现在绝不是抱骑墙态度的时候。

1937年09月20日

今晚6点与外务大臣在他的官邸谈话时，我首先感谢日本当局在9月22日和26日美侨撤离期间特对避免轰炸粤汉铁路做了安排。外相问我曾否收到他关于轰炸惠州美国教会医院事件的照会。我回答说收到了，并对他的道歉和愿意考虑赔偿再表谢意。

我把话题转到现已宣布的日本海军将从明天中午起轰炸南京的计划，向他表示最有力而强烈的意见：假如实施这种计划，外国外交机关和人员以及其他非军事人员就有严重受害的危险。我说，倘若因此种军事行动而发生事故，就会对美国政府和人民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又说，美国和其他国家对日本的反感正在日益增加，这是日本自作自受，它在世界各国人民心中给自己留下了难以信任、猜疑、普遍遭憎恶等观感，还可能会弄到被逐出国际大家庭的下场。我告诉外相，由于日本在中国的行动，几年来他和我一直培养起来的日美友谊正在迅速瓦解；美国人民虽有耐心，但如有涉及他们海外合法利益的严重事件发生，他们同样容易激动；日本在中国的行动如果造成某种严重事故而使美国人民觉得其尊严受损，那就肯定会在我国产生巨大影响，这就是我时常担心的。我接着又诚恳地对外相说，日本海陆军在中国的行径正在迅速使日本失去世人的好感，几乎弄到举世共愤的地步。他应该负起责任来，指导日本的对外关系，约束日本的军人。我说，陆海军既不了解也不关心日本的对外关系及其在国际上的处境，因此他应责无旁贷地领导现行的对华行动。我的意见和呼吁强硬而直率，没有给广田先生留下任何幻想的余地。我竭尽全力要使外相确信，轰炸南京时如果发生涉及美国利益的严重事件，就必定会在美国产生反响。

广田先生一点也没有试图反驳我的意见，从头至尾都在严肃静听。我讲完后，他才说，四小时以前，他已从东京下令给在华海军司令部，轰炸时要全力避免损坏南京的外国外交机关，避免伤害平民。我说，根据下午的报纸报道，昨天已经炸了南京。外相却说，那个微不足道，而且离外交机关很远。关于日本海军发出的要在9月21日中午开始轰炸的警告，外相主动表示意见，认为警告距执行的日子未免“太短”了。

我今天和外相的谈话虽然语气极为沉重且极为坦白，跟我到日本以来的常态截然不同，但他亳不见怪。他的神态自然也比平时沉重，听我讲话时看来也相当难堪，但他未做任何强力反驳。最近的发展情况表明，在当地的个别问题上，他已经在告诫陆海军了，总是力求不要得罪美国，可是我们仍旧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在总的目标问题上，东京政府对军人的影响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