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七日

晴

今天祭孔子，街上悬旗。

民国日报上有一鸣谢启事，内容为：武都国大初选人李蔚春、蔡景忱，李把所得票数让给蔡，使蔡当选。所谓让，不待说是卖。所得票竟可以公开出让，不能不说是件奇事。

上午周戒忱君来，周系卸事的乡村师范校长，谈甘肃教育界事颇详，不可以不记：

1、甘肃学生多肺病体弱，不是先天差，也不是食物坏，是因为学校吃饭时间——早晨六点入校，九点回家早餐，下午五点回家晚餐，相差八点，明知不合卫生，却好象成了定例，不能改正。（周的儿子就受了这害）

2、外埠学校，一小时的课，这里要四小时。举例说：教本上是白话，比如背东西，教员却用文言来解释，在黑板上写着：“物加之背曰背”，要学生腾在笔记上，回去又要把笔记整理，他（周）看过好多学校都是如此，因此教程总教不及。

为教育问题写信给贺。

关于教育问题曾一次晤田厅长，未能罄所欲言也。

读上海八月三日《大公报》社论《非常时期的教育一说》：

“……近年来国难教育呼声虽然唱得甚高，实际有名无实。现在国家挨打，国民遭难，处处显示着吃了知识不够、能力不强的亏，我们相信此时讲国难教育庶几可以切实而有效，只要青年们彻底换一个环境，没有明窗净几，洋楼大厦，到处都同陕北红军大学一样，在低檐陋室之下艰苦读书，心境亢奋振作，意志顽强勇决，一定比在繁华都市受大学教育的成绩要好，并且学校调整之后，坏的教员尽可以淘汰，集中各校的良师于一处，成绩必更可观，同时因为实际需要和环境要求，关于个人身心的锻炼，军事知识的修养，政治外交的研究，都可比较更切实更深刻，这又不待烦言而解”。

《大公报》记者到延安视察，在半年以前（红大尚未改抗大），今已能说出其心中所欲说的话，可知京沪空气比前已大大不同，前线的西北，此时转变教育当不致被讥为过早，同时看到某青年教师的信说：“兰州教育界是一畸形监狱，以黄金的时光，费于贻毒青年的方面……等语”。应及早抉其樊而使之流，勿使其趋于溃决。

西北学校教育的调整须有两大改革：第一，关于现有学校的：1．中等以上学校宜有所并合；2．教材以国难为中心，各大书店的教本，除自然科学外，都不可以用；3．学校与社会打成一片，学生成绩，书面考试与实际工作并重，一切呆背书本形式的会考毕业，束缚学生的玩意均应解除；4．教员与学生共同工作，打破师生阶级；5．为达到上述目的，教育厅应即出版教育刊物，作国难教育的理论指导，集中先进人才加以训练，以便派往各县作实际指导。

第二，民政厅等设的训练班还不够，应仿照大革命时如广东的政治讲习所，湖南的党校的办法，设立大规模的军事政治讲习学校，召收优秀青年，造就救亡的中坚人材。此项人材的造成，需时至少三月乃至一年，因此时间不允许我们迟延了。

报载投考中等学校的新生有七、八百人，不能容纳。一方焦虑文化落后，救亡运动没有人用，另一方有已受相当教育愿走上战场的七、八百青年无法收容，谓宜即开办讲习所、训练营之类。陕北因过于落后，甚至招生条件不限定识字，只要有志，年青活泼，就可入选。由不识字而造成的下级干部已有不少，何况这里已有如许识字并有相当程度的青年。

至于教材与训育方法，除国内各先进刊物所发表的外，延安抗大应放在被采取之列。人才方面现还不是缺乏，而是没去甄求，似乎京沪各地已相当登用有色彩之共党矣。为着救国，旧时界限应亦不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