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日

阴

晨，致信贺：

……阅此间报纸，及与一些人士接谈，忠愤笃实胜似东南，惟不免有一弱点，即一、不很了解每一事件的实际情况，或不知道怎样去了解；二、不能联结每一事件之纵的横的关系，常常截去片段以为论断。因此，不是茫茫然感觉没有出路，就是武断的得出某种程度的错误结论，这在救亡运动紧迫的今日，不能不说是一件重大的事情。

为救济此弊，我以为党政军学应倡导一种研究的作风，比如省府吧，可成立研究会——问题研究会或政治研究会，科员以上都须参加，每周开会一次，指定对此问题有素养的同志做报告，与会同志均得自由发表意见，不要轻易做出结论，越有论争越好。这样，只要一个时期，同志们的政治兴味自然高了，见解也自然深刻了。

在教职员中，在学生中，尤其是党部中应如此做。

干部不能从天空掉下，也不能专靠教室里养成。正在做事的人，同时又进行研究，其进步比任何为快。

昨日我军占岳州路、昆明路，敌困在黄浦江边。英提议中日两国兵退出上海。记得“一二八”之役，日援军未到，由领团提议停战三日，这回我们不要上当了。

南口日寇大败，大沽到日援舰二十艘，大战还在将来。昨日京皖各地，击落日机四架。（以下缺——编者注）

录前给贺信：

一、日寇灭亡中国之夙定计划，逐步实现平津、察北继东北而沦亡。今后必直捣绥宁，形成西北包围之局，甘、新、青、宁危在眉睫。吾人鉴于华北问题之因循苟安，任其蚕食，则对于今日西北之现状，不能不为栗栗以惧也。日寇兵力虽较我强，然其他条件皆我优而彼绌，本非不可以战也，只以国是未定，自蹈于危，今幸和平统一已告成功，开放言论，保护民运，彻底抗战载在中央党部训令及蒋委员长之宣言中，阶下囚之爱国君子亦已登之廊庙，用其所长，中枢有翻然之图，四海抱来苏之望，唯是巨盗临门，到处有朝不保夕之虑，而见兔顾犬，随时有缓不济急之虑。觉哉愚见，窃谓今日之大患，尚不在日寇之凶强，而在吾人抗战决心之不足。芦沟变起，国内实力派之敌忾不及西安讨逆之奋张。民运虽解放，而不免怀疑；外交虽转变，而未能立决。内蒙已矣，回疆又危，尚无积极之民族政策，敌人侵我按日计程，吾人改政弥月不足，全国人士焦急万分。甘肃为西北国防中心，当日寇西进之冲，而管领军符者正为我全局在胸，老成谋国之主席，受中枢之重托，系全国之安危，伟谋硕划，自在意中……

二、甘、宁、新、青等省之切实合作。甘、宁、新，青情形颇为复杂，军政建设尚属初步。甘省居于领导地位，谓宜于中央国防会议之后，召集西北各省之国防会议，本中央既定方针，如军事之如何整理也，交通之如何建设也，民运之如何扶植也，民族政策、外交政策之如何确立也，民生问题、经济问题之如何改善也。大刀阔斧，壁垒一新，始能应付猝至之外祸。具体事实如设立中央军分校，培养抗日救国之中坚人才。甘新铁路虽难即成，而汽车路必须推至哈密。新疆年来虽有隔阂，然据××所知，其拥护中央与蒋委员长，全省一致反日运动，极为高涨，且可为国人告者。新疆实全无赤化之嫌，论者以其与苏联接近而疑之，然此非深知苏联政策者之言也。至于红军经年为合作奋斗，毛主席、朱总司令诸将领皆当世之英雄，愿以十分诚意参加西北诸省之救亡合作，而惟××之马首是瞻，尤为××之所可保证者。

三、民众运动与组织之根本改善。孙中山先生手定临时约法规定：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不受任何限制，国民会议力主各非法之民众团体参加，十一年十二年对农运训令，允许农民有自卫武装之权，其以唤起民众为求得中国平等自由之基本条件之一载在遗嘱，此固本无可疑者，然而征之近事，察北民军、平津沿线便衣队，已继东北义军而起，但在数月以前，苟有以民众武装起义之说者，则未有不以为大逆不道。大公报记者长江视察战区，谓二十九军之救护运输侦察，无不惟当地民众是赖。然而不久以前，学生下乡之宣传队，不受水龙大刀待遇，即被押解回。仇者快意，亲者痛心，覆辙在前，岂容重蹈。西北民运，自主席莅任后，大有进展，然而不放心者尚大有其人，是宜从根本上加以纠正。所谓虑人操纵民运，及民运为力无多之说，类皆捉影捕风，不合真理。为训练民运人材计，学校教育应以国难为中心，而且须求得理论与行动一致，于实际运动中增进学生才识。为发扬并领导民运计，开放言论，输进先进报纸杂志尤为必需。西北民运仅解放还不足，必须诱导奖进之。不在防其错误，而在防其不能急起直追。此西北民运之与东南稍异者。（下略）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