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08月02日
作《论平津失守后的形势》一文，文章最初发表于1937年08月09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第一卷第十三期，署名洛甫。
该文指出：
“07月07日日军进攻卢沟桥的事件，我们即认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占领平津与华北的开始。
不幸这一判断现在已经完全证实了。
二十九军及平津守卫部队经过局部的抵抗之后，最后于29日退出了平津。”
“为华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平津的失守，是九一八后中华民族的最严重的损失。
平津的失守使中国失去了冀察与华北的最重要的屏障。”
文章在总结平津失守的原因时指出，首先是由于冀察当局与二十九军最高负责人宋哲元等“对于抗战没有决心，始终在抵抗与妥协的中间动摇不定，始终没有放弃以退让求得苟且偷安与保存私人实力的企图。”
但是，“平津的失守也是过去南京中央政府一贯退让妥协政策的结果。”
接着，文章说，日本帝国主义是决不满足于占领平津的。
“它所要的是全中国！”
在此种形势下，“南京中央政府方面将采取哪一条道路呢？
坚决的抗战，还是苟且偷安于一时呢？”
文章肯定了蒋介石07月17日关于卢沟桥事件的谈话，是“南京中央政府自九一八以来第一次公开发表它的坚决抗日的方针”，另一方面文章指出：
“我们认为南京政府方面，在实现这一抗日方针的实际行动上，还是非常迟缓，非常不坚决与不彻底。”
文章对此列举了种种事实：
“民主政治的改革，民主自由权利的保证，政治犯的释放，民生的改善，尚未正式开始”；
“对于人民自发的爱国运动，则是多方面的约束与限制”；
“国共两党的合作，尚在拖延中”；
“损人利己，不顾大局的军阀主义倾向尚未改变”；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政治、经济、军事的特权，没有丝毫侵犯”；
“对日本特务机关、亲日派汉奸的活动，甚至无耻的走私等没有认真取缔”；
“在卢沟桥事变后匆匆派遣许世英大使到日本进行和平谈判”；
“在蒋介石先生的谈话中，也只说我们不是‘求战’，而是‘应战’”；
“对英、美、法、苏等国，至今尚未建树积极的革命外交”等等。
文章指出“这种‘徘徊不定，妄想偷安”的倾向，是中华民族目前的最大危险。
文章最后呼吁说：
“我们希望南京政府立刻停止中日的和平谈判，宣布对日绝交，向全中国全世界公布实行全国性民族抗战的坚决方针，执行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八项具体办法[注93]，反对一切动摇妥协与苟且偷安的倾向。”
这篇文章全文编入《张闻天文集》（二）。
[注93]
见《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1937年0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