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04月11日
作《迎接对日直接抗战伟大时期的到来》一文，最初发表于1937年04月24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一卷第一期，署名洛甫。
文章首先指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国民党的三中全会，结束了从1935年底所开始的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
“现在内战是停止了，在全中国民族前面展开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即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的阶段。”
文章在回顾西安事变以来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时说，事实证明，“共产党不但不利用西安事变实行趁火打劫，扩大内战，而且反而利用自己的地位，坚持对双方冲突实行和平调解的方针。”
“接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又是中国共产党1937年02月10日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
这个电报上，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的五项要求与对于国民党的四项保证，更取得了国内外广大人士的同情与赞助。
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家民族的忠诚，至此才大白于天下。”
文章全面估计了国民党以其三中全会为标志的转变，和抗日战争发展的前途，文章既指出应该看到“国民党政策转变的开始”，又指出对这种转变“决不能有过份的估计”；
而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则既“不能有过份的估计，而造成一种不可救药的‘恐日病’”，又对它的力量“不能估计不足”，文章说：
“也许有些缺乏坚定性或犯着急性病的朋友们要因此感觉得前途荆棘很多，胜利遥遥无期，因而要失望吧，因而要陷于冒险吧。
对于这些人，我们要告诉他们，胜利只能是持久的艰苦工作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开始。
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然而这必然是一个持久的战争。
抗日战争不是靠少数人的冒险冲锋就能够得到胜利的。
这里需要全民族的总动员，需要千百万大军的准备。”
“只要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建立起来，只要全民族总动员，实现对日抗战，日本帝国主义是能够战胜的。”
文章强调“应该把中国与日本的矛盾看做中国时局目前的最主要的与基本的矛盾，其他中国内部的矛盾都应该放在次要的与服从的地位。”
文章同时指出：
“为了健全的解决中国内部的矛盾，我们认为开放党禁，发展民主运动，实现民主制度，是完全必要的。
这是完成目前阶段中一切准备工作的中心一环。”
文章正告人们：
“好战的日本法西斯军人，是准备以冒险的战争来解决‘中日问题的僵局’。
战争突然爆发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因此我们现在应该利用每一短促的时间，加紧我们准备工作。
要有在任何时候发动直接抗战的决心。”
文章坚定认为：
“中华民族能够在空前伟大的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中最后击破东方凶恶的野蛮的日本帝国主义，取得自己的独立解放与自由。
这必然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和平阵线中的伟大因素！”
文章号召：
“用我们一切的努力迎接对日直接抗战伟大时期的到来吧！”
这篇文章发表后又相继转载于《火线》、《救国时报》等多种报刊。
文章全文编入《张闻天文集》（二）。

△同日
同毛泽东以“洛、毛”署名致电潘汉年：
“章、邹案[注59]及通缉陶行知事恩来已电张冲，要求改变。
你可代表我方与张冲、陈立夫谈判，同时将起诉书要点电告。”
[注59]
章，指章乃器，邹，指邹韬奋，此案参见本书1936年11月23日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