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02月20日

给张闻天写信，结合自己从事工人运动的经历，谈了对大革命历史教训的看法。
信中说：
“西安少壮军人的‘左’倾暴动，及西安群众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关于这种错误的根源，我愿意在他的历史根源上提起你的注意。
我们关于1927年前中国大革命的教训，我都是同意的。
但是有一点，就是我认为在1927年前我们还犯了‘左’倾的错误，尤其是在工人运动中。
这一点我提出过很多次，也是很多次被当作机会主义来批评过我的。
然而我的意见至今还是保留着。
而且我认为与今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特再一次向你提出。
我现在只说过去的工人运动。
无疑的，1927年前，工会保护工人利益的工作，作得不够，不周到，尤其在工人立法方面，全无建设，是属于右倾的。
但这并不能证明在工人运动中就无‘左’倾。
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
“大革命的失败，无疑是由于右倾的错误，但在失败以前及以前很久，并不是没有‘左’倾错误的。
这种‘左’倾错误，至少是帮助了反革命，帮助了右倾，正如西安的‘左’倾错误要帮助右派一样。
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从‘八七’会议以来，即不承认过去有‘左’倾错误，批准过去一切的‘左’倾错误，认为这些‘左’的行动，是最革命的行动，不独不应纠正，还应大大发扬，而且谁要说过去有‘左’倾错误，就是机会主义，就是对中国无产阶级不相信。
同志，十年来的这种教训，今天有人拿到西安的群众运动中来执行，你能说他不对吗？
我想在研究西安的‘左’倾错误时，应提到十年来我们对于历史教训的问题。
这个历史教训深入每个人的思想中，如果不正确解决的话，那以后的问题还正多哩！”
这封信分析了“左”倾错误的严重性及其发生的原因，着重指出：
“本来在革命胜利时，容易犯‘左’倾错误，在革命失败后的反动时期，容易犯右倾错误，然而在我们中国相反，胜利时犯右倾错误，失败时犯‘左’倾错误。
这中间有些不自然的故意做作，比如有些同志害怕犯右倾，故意要‘左’一点。
这不只是‘下级同志’如此，‘上级同志’也如此，我也常如此。
反对‘左’倾的话，故意不说，不敢说，对‘左’倾故意不反对、不打击等。
在革命胜利时，要领导群众前进，那不是困难的事，那是最容易的事。
最困难的是当时形势不容许工人部分的过于前进、而这部分工人硬要盲目前进、要工人服从整个策略。”
文章强调：
“革命高涨又将到来，统一战线策略又正采取，所以这个问题的重新提出，实有必要。”
这封信刊登在1937年02月28日出版的《火线》第72期上。

△撰写《“联合抗日”与“团结建国”》一文，署名莫文华，发表在03月15日出版的《国防》杂志第17期上。
当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后，有人在青年中散布“抗日是枝叶，而建国是根本”的言论，提出要将“联合抗日”的口号改为“团结建国”。
针对这些错误观点，文章指出：
“在今天，抗日是决定中国一切的主要任务。
只有在这个任务完成以后，才能将经济建设等任务，提到主要的地位上来。”
我们热烈企求建设一个现代的富强的中国，但这是一个较远的目的。
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必须彻底战胜侵略者，实现中国完全的独立与自由。
“只有中国的领土主权有了完全的保障，能够不给侵略者一寸土地，然后在这块土地上的一切建设，才是属于中国的。
这是建国的前提条件。”
文章认为，有意把抗日与建国两个先后不同的任务混淆起来，实际上就是否认抗日决定目前一切的意义，否认或者减低抗日的任务，结果只能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背叛中国民族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