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去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之变，事起仓卒，震惊中枢，几摇国本。

中正于二次入陕之先，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岐异，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者。

中正以国家统一，始基已奠，且东北军痛心国难处境特殊悲愤所激，容不免有越轨之言论，如剀切告谕，亦必能统一军心，使知国家利害之所在。

同是黄炎胄裔，患在不明国策，岂甘倒行逆施？中正身为统帅，教导有责，此身属于党国，安危更不容计。

爰于十二月四日由洛入关，约集秦陇剿匪诸将领，按日接见，咨询情况，指援机宜，告以剿匪已达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勖以坚定勇往迅赴事机之必要；又会集研究追剿方略，亲加阐示。

虚心体察，实觉诸将领皆公忠体国深明大义，绝不虑其有他。

不料仓卒之间，变生肘腋，躬蹈其危。

推诚之念虽笃，虑患之智不周，此皆中正不德所致，于人何尤？

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坠于一旦。

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力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变乱，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规复旧规，又决非咄嗟可办。

质言之，建国进程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至此！倡乱者同具良知，亦必自悔其轻妄之不可追赎也。

自离陕回京以来，叠承中外人士询问变乱当时躬历之情形，中正受党国付托，陷身危城之中，方自惭疚之不遑，何敢再有所陈述。

即欲据事纪实，已不能无挂漏之感，亦何以避免揭人之短与扬己自诩之嫌。

叛部虽早已不视余为其上官，而余则不能不认为我之部属。

部属之罪恶，实亦即余之罪恶。

琐琐追述，又适以自增其愧怍，唯以诸同志及各方友好均以不能明悉当时实情为缺憾。

爰检取当时日记，就一身经历之状况与被难中之感想，略纪其概以代口述，凡以志余谋国不臧与统率无方之罪而已。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