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9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西安事变问题。
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博古等[注150]（会议记录所列为：
“洛甫、泽东、博古、国焘、伯渠、周兴、荣桓[注151]、林彪、朱德、凯丰、李德、伍修权、文彬、洪涛、亮平”）。
毛泽东作报告和结论。
张闻天在发言开始时说：
“我们上次开会[注152]至现在开会已有六天。
在六天中，这事件的现象与本质都［显得］更充分，所以，我们今天的方针，比前次是更进步的。”
接着发言在分析事变发展前途的基础上阐述了党的方针问题，他说：
“这次事变的前途：
一是全国抗日的发动，一是内战的扩大。”
“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为）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
发言强调：
“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因为这一立场可以使蒋的部下对立，是不好的。”
发言批评了“审蒋”的口号，说：
“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
对于蒋介石的处置，发言明确指出党的方针是“进行和平调解”，同时军事上“以防御战来反对内战”。
“对东北军应尽量与之配合”。
而“困难的前途亦应准备。”
最后发言指出：
“苏联的舆论[注153]，（是）应该解释的。
苏联因为日本的造谣，只能这样说。”
他若对事变同情便“与南京对立”。
“这样的舆论，自然对局部的利益是有些妨碍的”，“我们是不是能采取这一立场？
当然是不能的”。
这次会议产生两个文件，一是对外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这是中共明确表示和平解决事变的一个公开文件，另一个是对党内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指示分四部分：
（一）西安事变产生前的形势，（二）西安事变的意义，（三）西安事变发展的两个前途及其拥护者，（四）实现第二个前途的基本方针。
后一文件向全党系统地剖析了事变的背景，指明其意义及前途，阐明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和任务。
后一文件是为张闻天所起草，张闻天在这次会上的发言，和他起草的上述中央指示均编入《张闻天文集》（二）。
编入文集的发言，题目为《进行和平调解，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
[注150]
周恩来未能出席这次会议，他在会议前一天自西安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指出：
“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
宋美龄函蒋：
宁抗日勿死敌手（指何、汪），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
“蒋态度开始（时）表示强硬，现亦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
电报还报告了各省地方实力派的动向。
[注151]
荣桓，即罗荣桓。
[注152]
指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注153]
苏联《真理报》1936年12月14日发表社论称西安事变是在“敌人指使下”阻碍中国的统一；
接着《消息报》12月15日社论指责张学良是“假借反日”，实际上“有利于日本”。12月17日《真理报》发表国际评论，进一步指出事变“纯为日本在中国之新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