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

早晨，张又来见，立门后，对余流泪若甚愧悔者。

余未与之言，半晌彼无言，自去。

余命侍者请邵主席来见，待一小时尚未至，再四催询之，支吾其词以对。

余察彼等态度甚可疑，意邵已离绥署卫士队长室或已遭不测欤？悬念不止。

正午张又来，仍申前意，坚请移居，谓“此间警卫均非我所能指挥，进见时说话甚不便，对委员长之起居与安全，亦不能完全负责调护，心甚不安，无论如何请迁往高宅。”

余答称，决不移居。

张乃言：“委员长之日记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阅读，今日始知委员长人格如此伟大，委员长对革命之忠诚与负责，救国之苦心，实有非吾人想像所能及者，委员长不是在日记中骂我无人格乎？余今日自思，实觉无人格，然委员长以前对部下亦太简默，如余以身获知日记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则此次决不有如此轻率卤莽之行动，现在深觉自己观察错误，既认识领袖人格之伟大即觉非全力调护委员长，无以对国家。

无论如何，居此间决非办法，委员长虽坚不允许移居，但余必以全力请迁出此室，委员长不肯自行，我亦将背负委员长以出。”

余乃力拒其请，并明告曰：“除非送余回京，否则余决不离此。”

张曰：“我欲委员长移居者，乃欲设法秘密送委员长回京而不使人知也。”

余曰：“余如离开西安，必须正大光明，堂堂皇皇的出去，决不能鬼鬼祟祟随尔潜行。

人格重于生命，已一再为汝言之矣，“言至此，张突出端纳之电示余。

谓端纳即将来此。

端纳者，外间常误以为政府所聘之顾问，实则彼始终以私人朋友资格，常在余处，其地位在宾友之间，而坚不欲居客卿或顾问之名义。

此次乃受余妻之嘱，来陕探视余之生死者也。

余告张以端纳到时，可嘱来见。

张仍力请余允其移居，余不欲与之多言，仅谓迁居事待见端纳后再说，张又泣下，久之始去。

下午四时命杨虎城来见，余此时始知虎城对陕变确亦预谋，问杨何以收拾此变局。

杨谓：“余等始意不如此，后来做得太坏，实无以对委员长。

现唯以委员长之命是听，委员长谓应如何则如何耳。”

余又问：“最初发动之情形究竟如何？”杨祗谓初时实甚简单，而不肯明言其他。

余告以“万想不到尔等受人煽惑，中人毒计至此，然余亦不能辞其责，余平日推心置腹，防范太疏，致启反动者煽动部下之祸心，以肇此变，即此应向中央及国民引咎，尔等应即收束此局，送余回京，并向中央请罪，庶变乱不致扩大，以贻祸国家，当知救国大计已为尔等贻误不少矣。”

杨称当退与诸人商之，遂出。

下午五时，端纳来见，以一异国人而不辞远道，冒险前来省视，其忠义足令人感动。

见余询安好毕，出余妻之手函示余，即自请与余同住，余允之，端纳谓：“此间起居实太不便，务请珍重身体，另迁一处。”

其时张亦在侧，力白悔悟，意似颇诚，谓：“概要委员长俯允移居与端纳同住，则此后一切事大家均可听命办理，并早日送委员长回京。”

端纳亦坚请，余不忍拂之，遂以下午移居于高宅。

当时细思张如此一再坚请余移居，终不明其故，或彼以余住新城乃在杨之势力范围内，时久恐余与杨接近，则彼无从作主欤？移居以后，张入见，余询以“今既移居矣，尔等已决定送余回京否？可速商之来告。”

张忽谓：“此事殊不简单，既有多人参与，一切须取决于众议，且我等已发通电陈述主张八项。

总需容纳数事，庶我等此举不致全无意义，若毫无结果，则众意必难通过。

所谓八项主张者，即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

六、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余责其食言无信，勿令终其词，并谓之曰：“勿论尔等主张并无何种意义，即再说得动听些，而尔等行动如此背谬，亦必无人见信。

更无任何人能赞成之也。”

张又继续陈说其八项主张之理由，欲余酌加考虑，余谓：“已决心牺牲此身，以维持国家之正气，成仁取义，筹之至审，在新城言之已详，何终不省？须知此身可被劫持，而意志万难劫夺，余决不稍有迁就，非余到京不欲听尔对此事有只字之陈述，多言无益也。”

张谓：“尔亦太专制，余即为一人民，亦应让人民有陈述国事意见之机会。”

余谓：“今日余即担负国家存亡之责，凡效忠民国之国民，此时皆应听中枢与领袖之命令。

反之，若劫持领袖，强迫领袖，岂尚得自称为人民？况尔为统率军队之军人，更何得自居于人民？今日凡危害国家者，即为余之敌人，亦即为国民之公敌，即使尔自居于人民，如欲说话，亦应在国民大会或地方议会中去说，至就政治及党的组织系统言，如有意见亦应向中央依法陈请。

尔等躬为叛变，不速自悛悟，尚托于陈述国事意见以自解，其谬孰甚。

总之，余不回京，尔无论有何条件或主张，均不能谈。”

张问：“回京以后则可向中央提出欤？”余谓：“余可允尔等提出于中央，但余必声明，余不能赞成尔等之主张。”

张谓：“你不赞成，则虽提何益乎？”余曰：“党有纪律与议事规则，余不能独断，可否应决之于多数也。”

张半晌不语，旋谓：“委员长人格实太伟大，但有一点不无令人遗憾，余觉委员长之思想实太右太旧。”

余问：“何谓右？何谓旧？又何谓太右？”张茫然不知所答。

继乃言：“委员长所看之书，多是韩非子墨子一类，岂非太旧？”余曰：“余不知尔所看之新书几何？尔之所谓新书者，系何种书籍？尔是否以马克思资本论与共产主义之书籍为新乎？尔可将尔所看之新书择要问余，余可为尔详解也。

所知精神之新旧不在所看之新旧，尔岂知尔等之所视为新书者，余在十五年前，已不知批阅几次矣。”

久之，张又谓：“举一例以言，委员长满脑筋都是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总觉赶不上时代，为何不从成功着想，而只求成仁？且我数当代人物，只有你一人，为何你不稍假借，容纳我等请求，领导我等革命？，岂非就可成功，为何必欲成仁？以余等所见，成仁决不是办法，亦决不是革命者之真正目的。”

余讶其思想错谬至此，乃告之曰：“尔此言余实觉奇异，尔须知革命乃是牺牲，而非投机也。

成功成仁本是一件事。

总理所谓‘不成功则成仁’。

其意并未将成功成仁看做两件事也。

实告尔，我之成仁，即是成功。

余何日成仁即革命何日成功矣。

尔未读总理军人精神教育讲演中有‘我生则国死，我死则国生’之二语乎？“彼谓：”余未阅读及此。

但‘我生国生’此语，尚不难解，若‘我死国生’则作何解？“余叹曰：”尔真未闻革命大道。

难怪错误至此也。

‘我生国死’云者，譬如余今日若只求偷生视息，置国家利害民族存亡于不问，或偶遇艰险，便生畏怯，身为军人，人格扫地国家将何以免于危亡，岂非‘我生则国死’欤？反之，义之所在，不夺不摇，生命可牺牲而正气与主义不可牺牲，能保存高尚之人格而死，则精神永远不死，自有无穷之继起者，乘此正气以担当国事，此即所谓‘我死则国生’也。

故今日如有人存此妄想，以为劫持我，或危害我，即可使中国无办法者，徒见其愚昧而已。”

彼见余不可强于，乃无言而退。

张退后端纳告余，以事变发生后，中枢之决议及处置，对叛逆已决定讨伐云云。

余心滋慰，益信总理之历史教训遗留深远，虽历任何艰危而无足为虑也。

端纳又告余以余妻必欲来此，余告之曰：“切不可来！务请转达余妻，待余死后来收余骨可也。”

闻黄仁霖与端纳同来，乃迄未来见，殊可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