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日

　晨，张学良来谒，对蒋中正流涕，若甚媿悔者。继再请蒋中正移居，蒋中正仍坚拒之。下午五时，端纳携蒋夫人手书飞临西安进见，亦请蒋中正移居，蒋中正不忍拂其意，乃移居高培五师长宅。

附节录蒋中正手着「四安半月记」：

「早晨，张又来见，立门后，对余流泪，若甚媿悔者。余未与之言，半向，彼无言自去。余命侍者请邵主席来见，待一小时尚未至；再四催询之，支吾其词以对。余察彼等态度甚可疑，意邵已离绥署卫士队长室，或已遭不测欤？悬念不置。正午，张又来，仍申前意，坚请移居，谓：「此间警卫均非我所能指挥，进见时说话甚不便，对委员长之起居与安全亦不能完全负责调护，心甚不安，无论如何，请迁住高宅。」余答称决不移居。张乃言：「委员长之日记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阅读。今日始知委员长人格如此伟大。委员长对革命之忠诚与负责救国之苦心，实有非吾人想象所能及者。委员长不是在日记中骂我无人格乎？余今日自思实觉无人格。然委员长以前对部下亦太简默，如余以前获知日记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则此次决不有如此轻率卤莽之行动。现在深觉自己观察错误，既认识领袖人格之伟大，即觉非全力调护委员长，无以对国家。无论如何，居此间决非办法。委员长虽坚不允移居，但余必以全力请迁出此室；委员长不肯自行，我亦将背负委员长以出。」余仍力拒其请，并明告曰：「除非送余回京，否则余决不离此。」张曰：「我欲委员长移居者，乃欲设法秘密送委员长回京而不使人知也。」余曰：「余如离开西安，必须正大光明堂堂皇皇的出去，决不能鬼鬼祟祟随尔潜行。人格重于生命，已一再为汝言之矣。」

下午五时，端纳来见。以一异国人而不辞远道冒险前来省视，其忠义足令人感动。见余，询安好毕，出余妻之手函示余，即自请与余同住，余允之，端纳谓：「此间起居，实太不便，务请珍重身体，另迁一处。」其时张亦在侧，力白悔悟，意似颇诚，谓：「祇要委员长俯允移居与端纳同住，则此后一切事，大家均可听命办理，并早日送委员长回京。」端纳亦坚请。余不忍拂之，遂以下午移居于高宅。当时细思张如此一再坚请余移居，终不明其故，或彼以余住新城，乃在杨之势力范围内，时久恐余与杨接近，则彼无从作主欤？

移居以后，张入见。余询以：「今既移居矣，尔等已决定送余回京否？可速商定来告！」张忽谓：「此事殊不简单，既有多人参与，一切须取决于众议，且我等已发通电，陈述主张八项，总须容纳数事，庶我等此举不致全无意义；若毫无结果，则众意必难通过。」余责其食言无信，令勿终其词；并谓之曰：「勿论尔等主张并无何种意义，即再说得动听些，而尔等行动如此背谬，亦必无人见信，更无任何人赞成之也。」张又继续陈说其八项主张之理由，欲余酌加考虑。余谓：「已决心牺牲此身，以维持国家之正气，成仁取义，筹之至审。在新城言之已详，何终不省？须知此身可被刼持，而意志万难刼夺，余决不稍有迁就。非余到京，不欲听尔对此事有只字之陈述，多言无益也。」张半向不语，旋谓：「委员长人格实在太伟大。但有一点不无令人遗憾，余觉委员长之思想太古太旧！」余问：「何谓古？何谓旧？又何谓太古？」张茫然不知所答，继乃言：「委员长所看之书，多是韩非子、墨子一类，岂非太旧？」余曰：「余不知尔所看之新书几何，且尔之所谓新书者系何种书籍？尔是否以马克斯资本论与共产主义之书籍为新乎？尔可将尔所看之新书择要问余，余可为尔详解也。须知精神之新旧，不在所看之书新旧；尔岂知尔等之所视为新书者，余在十五年前，已不知批阅几次矣。」

久之，张又谓：「举一例以言，委员长满脑筋都是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总觉赶不上时代。为何不从成功着想，而祇求成仁？且我数当代人物祇有你一人，为何你不稍假借，容纳我等请求，领导我等革命，岂非就可成功，为何必欲成仁？以余等所见，成仁决不是办法，亦决不是革命者之真正目的。」余讶其思想错误至此，乃告之曰：「尔此言，实觉奇异，尔须知革命乃是牺牲，而非投机也。成功、成仁本是一件事，　总理所谓「不成功，即成仁」，其意并未将成功成仁看做两件事也。实告尔：我之成仁即是成功，余何日成仁，即革命何日成功矣。尔未读　总理军人精神教育讲演中有「我生则国死，我死则国生」之二语乎。」彼谓：「余未阅读及此。但「我生国死」，此语尚不难解；若「我死国生」，则作何解？」余叹曰：「尔真未闻革命大道，难怪错误至此也。「我生国死」云者，譬如我今日若祇求偷生视息，置国家利害民族存亡于不问；或偶遇艰险，便生畏怯，身为军人，人格扫地，国家将何以免于危亡，岂非「我生则国死」欤？反之，义之所在，不夺不摇，生命可牺牲，而正气与主义不可牺牲，能保存高尚之人格而死，则精神永远不死，自有无穷之继起者秉此正气以担当国事，此即所谓「我死则国生」也。故今日如有人存此妄想，以为刼持我或危害我即可使中国无办法者，徒见其愚昧而已。」彼见余不可强干，乃无言而退。」

附节录　蒋夫人西安事变回忆录：

「余初闻余夫　蒋委员长为西安叛兵刧持之讯，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时适在沪寓开会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事，财政部长孔祥熙得息，携此恶耗来余寓，谓：「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余虽饱经忧患，闻孔氏言亦感惶急。时西安有线无线电报交通皆已断绝，越数小时，仍不能得正确消息，然谰语浮言，已传播于全球，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羣众求知之心切，颇有信以为真者，世界报纸竟根据之而作大字之标题矣。……

余偕孔部长及端纳（余已约彼伴余飞赴西安）匆促入都。时政府中人深受事变刺激，情绪异常紧张。中央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已于星期六深夜开会，决定办法，立付执行；并将叛变首领张学良明令免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及西北剿匪副司令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命令措词，异常严峻。……

此时当余之前者，不仅为余夫一人生死之关系，实关系全民族最重大之问题，其变化实易受热情与狂想之激荡，而余本人复系有严重个人之利害。第一念袭我心头，余为妇人，世人必以为妇人当此境遇，必不能再作理智之探讨；故余必力抑个人感情，就全局加以考虑。继余复念，此事若处理得宜，必能得合乎常情之解决，余必坚持我主张，将一切措施纳诸合理轨范之中。……

是晨八时前，余即电张学良，告以端纳拟即日飞西安，端纳亦同时去电，盼其即覆。余等到处搜索消息，而消息始终沉寂；周遭接触者惟紧张之流露，形形色色之猜测；辗转传布，如风沙，如雷震，诸凡捕风捉影之传说，眩人欲迷。时西安电线早已中断，不特西安之真相无从探索，而亦无人能一究事实发展与结果何如也。……

是日晨，得张学良来电二通：一致孔部长，一致余者，皆经中途阻碍延搁已久，读其致余之电，涉及　委员长，语多不逊，余初愤甚，继念：安知此电果为张所亲笔签发者，安知张非与其部下有隔阂者；即此电确为张所亲发，又安知张非在激昂情绪下措词失检耶？时端纳西安之行，待张学良覆电尚未至，为节省时间计，端纳决于午后先飞洛阳，余恐或有需译员处，派黄仁霖偕行。余复请端纳携一函致　委员长，函中述余深信吾夫一切措施，皆以民族利益为本，余日夕为彼祈祷上帝，愿彼宽怀。余复以长函致张学良，告以彼等此举将使国家前途受严重之打击，余深信其鲁莽灭裂之举动，初无断送国脉陷害领袖之恶意，应及时自拔，勿贻噬脐之悔。

端纳于夜间由洛阳来长途电话，称于日落时抵洛，彼处离西安虽只余一小时半之飞行，然消息之沉寂，不减于南京。且言是日已有飞机三十余架在西安上空飞行示威，目的欲告谕叛军；洛阳飞机场仍在中央之手，以张学良预令其驻洛直接指挥之炮队占领机场之命令，其部下实未遵行也。端纳复称：彼不问张学良有否复电，决于明晨飞赴西安。余于是夜卒得张学良致端纳电，欢迎入陜，于是端纳所乘飞机中途被击之顾虑，始得释然矣。

时军政部长已受命，在　委员长未回京前，执行指挥调遣全国军队之职权，空军亦归其统辖。然余仍继续进行「全国航空建设会」改组事宜，盖不独事务本身之重要，未容诿卸；且努力从公，亦暂时可使身心得所寄托。闻左右偶语，竟切切私议　委员长已不讳，且谓即幸存，亦无生还望。诸人于面对时，未尝不表示同情与慰藉；然一转背间，即充满悲观之空气，而全国斥责西安叛将之怒焰，则已蓬勃不可抑止矣。然余个人于事变发动之初，即决心与刼持我丈夫之西安将领作正义之周旋，任何牺牲，任何代价，皆所不顾；至咒诅谩骂，则非所愿为。盖余深信，唯诚挚与真理乃能建树永久之基础。此为余生平之信念，遇西安事变而益坚。……

或有责　委员长不应轻赴西安作此不必要之行，可免躬蹈危机者。余即告之曰：「　委员长若欲不媿为　委员长，无论在何时何地，皆应作冒险牺牲之准备。彼所朝夕萦心者为国家大计，更安有余晷顾虑其个人之安全？策画其安全者，实非　委员长分内之计，而为其部下及其左右义不容辞之责任。彼为其干部者，实应随时随地敬谨注意，策其万全，如　委员长自抱其本身安全之顾虑，又安足为全国领袖哉？」复有人言：「为维持国民政府威信计，应立即进兵讨伐。」余又告之曰：「今日国难至此，若无　委员长，即不能有任何统一之政府。」今舍　委员长外，更有人不明余所主张之理由，词色之间似谓「彼一妇人耳，仅知营救丈夫而已。」余乃详告诸人曰：「余虽为妇人，然余发言，绝非为营救丈夫之私意。倘　委员长之死，果足为国家造福，则余必首先劝其牺牲。唯目前处置西安叛变，如遽张挞伐之师，径施轰炸，不独使举国所拥戴领袖之生命，陷于危殆，即陜西数千万无辜良民，亦重罹兵燹之灾，且将使为国防而建设之国力，浪作牺牲。故为国家计，不得不吁请诸公妥觅和平解决之途径。愿诸公深信我决非朝夕萦怀于丈夫安全之妇人。今日此举，实抑制情绪，抓紧现实，乃以公民之资格，要求以最少之牺牲，为国家与民众解决此严重问题之症结。倘余夫或余个人之牺牲可以为国家造丝毫福利者，余必不假思索，力主牺牲。今日若遽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之生命；而国难严重如今日，在余心目中，在全国民众之想念中，　委员长之安全，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连系，此余之所主张必用和平方法以保证其安全也。诸公今日，一面尽可作阵地之配备，唯须力诫勿开枪，勿轰炸以启衅；而一面当乘此时机，努力营救　委员长出险。倘和平已至万分绝望之时，再开始战争，亦未为晚。凡余对此大局之观察，以及余所贡献解决之方策，事后必能证实其不谬，深信诸公虽与我观感两歧，而态度之诚摰则同；余今自信所取态度之不误，必将竭全力以求我主张之实现，谩骂不足以慑服叛徒，更不足以解决现局，幸诸公深思之。」

余言既，复明告彼等即亲自飞往西安。羣议哗然，以为不可，反对之声纷至。盖当时谣传，血与火充塞西安，该处已成赤色恐怖世界，而悲观者更以为委员长即未死，亦难幸免。故向余进言时，不曰余此去决无收获，即劝余勿作不必要之牺牲；不曰余去被囚，徒令叛变者多一要挟我夫之借口，即曰最少我投身作质，徒扩大事件之纠纷。悲戚、失望绕我四周，欲思索真理固难，欲坚持我信仰更难。余虽未受悲观者之影响，然亦不禁黯淡凄怆。尝自反问曰：岂我等求出生民于水火之努力，已至最后绝望时期耶！岂我等复兴民族，建立国家之计划，果将从此毁灭耶？深思终不得解，然余终坚持我信仰不舍。于是迷梦渐去，始恍然唯「信仰可以移山」，欲纠正一切错误，唯有坚持我对上帝及全人类之信仰耳。」

又附录

　蒋夫人于十二月十三日致电蒋中正函：

「昨日闻西安之变，焦急万分，窃思吾兄平生以身许国，大公无私，凡所作为，无丝毫为自己个人权利着想，即此一点，寸衷足以安慰，且抗日亦系吾兄平日主张，惟兄以整个国家为前提，故年来竭力整顿军备，团结国力，以求贯澈抗日主张，此公忠为国之心，必为全国人民所谅解，目下吾兄所处境况，真相若何，望即示知，以慰焦思，妹日夕祈祷上帝赐福吾兄早日脱离恶境，请兄亦祈求主宰赐予安慰，为国珍重，为祷。」

国军将领与各省主席暨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纷纷电请中央，挞伐张、杨。

相关人物：孔祥熙　张学良　黄仁霖　宋美龄　蒋中正　高桂滋　邵力子　端纳　

出处：卷3 376-3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