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

八时起，侍者入言，张清晨六时即来此，以委员长方睡，不敢惊动。

余命再请邵主席来，未几，张又来，执礼甚恭如昨，对余请许其再进一言。

答以疲甚，无精神说话，彼无言退出。

宋文梅与绥署侍者以早餐进，且声明此为彼等私人所购备者。

谓：“我等知委员长不愿再食公家之食，特以私人出资为委员长备此，委员长一身系国家民族之重，昨已终日未进粒米，今日务请纳我等诚敬之意，勉为进餐，委员长自身即不为身体计，亦应为国家珍惜此身。”

余曰：“多谢尔等之意，余此时尚不觉饥饿，如需食时当再告尔等也。”

是日仍竟日未食。

而侍者每一小时必进茶点一次，意极殷勤，见余不食，辄忧形于色，此种诚意，出自内心诚挚之流露，亦殊令人感动。

十一时，力子又来见，余腰部及腿膝均作痛不能起坐，邵乃坐床侧与余谈。

宋营长仍在旁监视如昨日状。

余命其暂退，宋谓：“奉张副司令命令，不敢擅退，务请原谅。”

自始至终，监视未撤去。

邵曰：“张顷来访，力言委员长在绥署起居太不便，今特预备高培五师长宅供委员长居住，彼处前有草地，房舍亦清净，且有御寒设备，于身体较宜，移居后张亦得朝夕趋谒。

以委员长盛怒未已，不敢进言，故嘱余转劝。”

邵言毕，余告以“决不能迁往何处，此为西安绥靖公署，亦即为行政院在陕之机关。

余为行政院长，唯居此乃为无亏于职守，汉卿如不能送余回洛，余即死于此，可以此言告之也。”

邵又言：“张谓委员长怒气太盛，每见必严词诃斥，致不能尽所欲言，如再进见，盖少假以词色？”余告邵曰：“余对汉卿期许过殷，且彼平日每自认为子弟，甚至谓事余如父，则余对之严词诃责，亦何不可？汉卿平日在余前畅所欲言，但在今日，则必汉卿不提出任何条件，余方能倾听之。

可告汉卿，勿受人迷惑，作联俄梦想，亦勿自以为即使失败尚可漫游海外。

须知如此做法，如不速自悛改，世上无论何国何人，皆不以为友，且将为举世所不齿耳。

汉卿今尚自谓尊敬余，信仰余，应知凡自尊敬信仰领袖者，如闻他人诬谤其领袖而不亟起纠正制止，反以中立自居或默认其说，则其尊敬与信仰，皆为不诚，终必叛变其领袖而自趋于灭亡。

汉卿日前向余告在坝桥对请愿者说话，曾谓‘我可为你们的代表，有话可以代达，同时我亦可为委员长的代表，可酌量考虑你们的要求。

’筱自以所言甚得体，言时甚得意，余当时即纠正其谬，谓一人决不能做两方面代表，而站在中间，所谓信仰领袖应如此乎？如再晤张时，可以昔日余脱离陈炯明之故事告之。

盖陈炯明之叛变总理，余早已察知其微，余昔奉总理命，参加陈氏戎幕，陈氏初甚信任余，嗣陈氏知我信仰总理之心无法撼动，乃忽变态，时时加余以难堪，余皆愿为革命忍受之。

一日共餐，叶举在坐，大言诋毁总理，谓‘孙大炮’如何如何，陈氏态度自若，似无所闻，余愤不可遏，置筷离座。

邀陈至别室问以亦闻叶举所言否，何以任令毁谤总理而不纠正之？陈漫词慰解，终无诚意表示，余遂知其必叛总理，立即束装归里，迨陈氏实行叛变，总理蒙难，余冒险犯难驰赴黄埔，随侍总理于永丰舰中与陈氏作殊死战，势不两立。

凡人信仰领袖，必绝对服从，不可有丝毫之怀疑，更不得持中立态度。

汉卿今日之事所由来，亦非一朝一夕，乃仍矢言信仰余，服从余，此真未闻革命大道，宜其一切轻率，毫无诚意与定见，殊可悲也！“旋问力子：”曾见虎城否？何不令其来见？“并嘱力子移入大楼，与余同住，力子若之，尚不知张等允许否也。

是日张连来见余四次，神色较前沉默，晚间又穿军服来见，启门见余睡，即言：“委员长已睡，不惊动了。”

旋即出至大厅，似集多人有所商，声细不可辨，似闻有交人民审判之语。

是夜十二时半，宋文梅入言：“孙铭九来见。”

余告已睡，宋又言：“孙必欲入见，乃来请委员长移居者。”

孙即入内，携手枪见余，频言：“今晚必请委员长立刻移居。”

余曰：“此处即我死处，余誓死决不移出此室。

尔等二人俟我死后，可传命即以此室外大厅为余营墓可也。

尔持武器入室，形同胁迫，余此时虽无武器，须知余有正气，欲杀则杀我可耳，但决不移居。”

孙词色稍和缓，频频请移居，至二时尚不去，余大怒曰：“黑夜持武器缠扰不已，是何理由？余为尔之上官，命尔立即出去，即应遵命立即出去。”

孙乃退，余知叛部之意甚险，决以正气与精神力量与之斗争，自念幼读圣贤之书，长隶革命之籍。

古来忠烈，刀钜鼎镬，甘之如饴，千载下犹懔然有生气，景行既夙，应求无愧，而总理之大无畏精神，尤为后死者所宜秉持勿失。

逆料今后险恶情状可以想像而知，昔耶苏受恶魔四十九日之磨折试炼，其恶战苦斗尤甚于余今日之所遇。

余唯提高正气之力量，以与叛部作激烈之抗争。

且当准备以十字架被难之精神，于叛部交付所谓人民公判时作最后之牺牲，以求不愧于慈母之教，无负于同志之望而已。

到此自验此心究竟作何景象，只觉神明泰然，无负平生所期，引为自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