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

凌晨五时半，床上运动毕正在披衣，忽闻行辕大门前有枪声，立命侍卫往视，未归报，而第二枪又发。

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后枪声连续不止，乃知东北军叛变。

盖余此来仅携便衣卫士及卫兵二十人，而行辕大门外之司警戒者，即张之卫队营也。

少顷侍卫官竺培基及施文彪来报：“叛兵已蜂涌入内，本已冲过第二桥内，被我等猛射抵御死伤甚多。

叛兵知我内卫线，已有防备，刻已略退，请委员长从速离此。”

竺、施报告方毕，毛区队长裕礼亦派传令来报曰：“叛军已冲入二门。

但接后山哨兵所电话称，该处并无异状，亦未发现叛兵。”

余问：“毛区队长在何处？”答：“区队长正在前院第二桥前假山旁率队抵抗，速请委员长登后山。”

余问：“叛兵如何形状？”答曰：“戴皮帽子皆是东北军官兵。”

此时余犹疑为一部之兵变，其必系赤匪煽惑驻临潼部队暴动，而非汉卿有整个之计划。

盖如东北军整个叛变则必包围行辕外墙之四周，今前垣以外尚无叛变踪迹，可知为局部之变乱。

余如能超越山巅，待至天明当无事矣。

乃携侍卫官竺培基施文彪与随从蒋孝镇出登后山。

经飞虹桥至东侧后门看，仓卒不得钥，乃越墙而出。

此墙离地仅丈许，不难跨越。

但墙外下临深沟，昏暗中不觉失足，着地后疼痛不能行。

约三分钟后勉强起行，不数十步至一小庙，有卫兵守候，扶掖以登，此山东隅并无山径，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东行进。

山岭徒绝，攀援摸索而上。

约半小时，将达山巅，择稍平坦处席地小憩，命卫兵向前巅侦察。

少倾，四周枪声大作，枪弹飞掠余身周围而过，卫兵皆中弹死。

余乃知此身已在四面重围之中。

此决非局部之兵变，而为东北军整个之叛乱，遂亦不再作避免之计，决计仍回行辕再作计较。

乃只身疾行下山。

及至山腹，失足陷入一岩穴中，荆棘丛生，才可容身，此时身体已觉疲乏不堪，起而复仆者再，只得就此暂息，以观其变，时天已渐明，由穴中向外瞭望，见骊山下已布满军队。

旋闻山下行辕外机关枪与迫击炮声大作。

约半小时许，知行辕卫兵尚在忠勇抵抗，而不肯屈服，故叛兵用炮进攻也。

计此时当已九时许矣。

至此即不闻枪声。

叛部乃四出搜索，经过余所在之穴前后二次，均未为所发觉。

忽闻距余二三丈外之地有与叛兵厉声争执者，察其声，知为孝镇时叛部搜索益急，闻严穴上叛兵相语曰：“此间有一服便衣者或即为委员长也。”

另一叛兵曰：“姑先击以一枪再说。”

又一叛兵呵止之曰：“不要胡闹。”

余乃抗声答曰：“余即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如尔等以余为俘虏，即可将余立即枪杀，但不得稍加侮辱。”

叛兵称不敢，向天空发枪者三，高呼“蒋委员长在此矣。”

旋孙铭九营长来前向余长跪而泣。

连言“请委员长下山。”

余乃知围攻行辕者，为张之卫队第二营也。

孙随护下山至华清池行辕前，余欲入内稍憩，见门内物件纷乱，尸体枕藉；孙坚请余登车入西安，谓：“委员长所居之室已凌杂不可居，营长奉上官命请委员长入城。”

余命孙：“找尔之副司令来！”孙曰：“副司令在西安相候，吾人非敢对上官叛变，实对国事有所请求，将面陈于委员长，望委员长接纳吾人之所请。”

余怒斥曰：“叛逆狂谬至此！无多言，欲毙余则速毙余可也！”孙与第一○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又向余敬礼，请登车入城。

余欲见汉卿，询其究竟，遂登车行。

孙铭九与唐君尧旅长既扶余登车，夹坐余之左右，另一副官坐车前，即张汉卿亲信之侍从谭海也。

车向西安城直驶，经东关遥见张汉卿之车，唐旅长谓“副司令来矣。”

既近，实非张，乃来传令送余至何处者。

唐旅长询前坐之谭副官：“送委员长至何处？”副官答：“新城大楼”。

新城大楼者，即西安绥署杨虎城所居。

余闻之大疑：以围攻叛变者为东北军，何乃送余至杨处？时车已近东门，见守卫兵士均佩“十七路”臂章。

余更为骇异，继思昨晚约宴各将领，虎城未到，必以先赴张宴为张所绐，被其扣留，更念中央在西安之高级将领必为其一网打尽矣。

顷所见佩“十七路”臂章之兵士，疑系张部将十七路军留西安队部缴械后，褫其军衣，而令东北军服之，以掩人之耳目者。

盖虎城参加革命之历史甚久，亦为本党之老同志，信其不致附和叛变也。

既入城，唐君尧向余喟然叹曰：“委员长鬓发渐白，较二年以前我等在庐山受训时苍老多矣！国家实不能一日无委员长，只看西安城内之繁荣景况，与二年以前大不相同，非委员长主持西北建设曷克臻此？甚望委员长善自珍重。”

余未及答，十时抵新城大楼。

余既入绥署，未见虎城。

移时，绥署之“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来，孙铭九以护卫之责交付于宋而去。

宋告余以“副司令请委员长在此休息，副司令不一时即来。”

余乃命觅张汉卿来见，约半小时后，张始来，对余执礼甚恭。

余不为礼，张垂手旁立，余问：“今日事尔事前知之乎。”

答：“不知。”

余谓：“尔既不知情，应立即送余回京或至洛阳，则此事尚可收拾。”

张谓：“事变实不知情，但我有意见，欲向委员长陈述之。”

余谓：“尔尚称余为委员长乎？既认余为上官，即应遵余命令，送余回洛阳。

否则汝为叛逆，余既为汝叛逆所俘，应即将余枪杀，此外无其他可言也。”

张谓：“委员长如能听从余等之意见，则当然遵委员长之命令。”

余斥之曰：“尔今究自认为部下乎？抑敌人乎？如为部下，则应服从命令送余回洛。

如为敌人，则立毙余可耳！二者任汝择一行之，他不必言；即言，余亦不能听也。”

张遂自述其此次行动之动机非叛变，而为革命。

余厉声叱止之曰：“然则尔尚诿称今日之叛变为不知乎？”张言：“即是敌人，亦有谈判余地。”

余愤极诘之曰：“敌人尚有话可说乎？尔以余为何如人？余岂能屈于叛逆与服从于敌人之劫持与威胁者？”张气少馁谓：“此间事非余一人所能作主，乃多数人共同之主张，余今发动此举，当交人民公断，尚国民赞同余等之主张，则可证明余等乃代表全国之公意，委员长即可明余之主张为不谬，请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

如舆论不赞同，则余应认错，请委员长出来收拾，余始终自信为无负于委员长之教训。

现在请委员长息怒，徐徐考虑之。”

余闻其“交人民公断”一语，乃知彼辈杀余之毒计将假手于暴民之所为也。

余乃怒诘之曰：“尔妄想国内民众与舆论能赞同尔等叛乱乎？恐即尔等素所称为‘人民阵线’者亦不至赞成尔今日之狂谬行动，尔自称为‘革命’，叛逆亦可称‘革命’乎？陈炯明何尝不自称为革命，天下人谁能信之？尔之部下即在此室之周围，尔犯上作乱如此，又将何以率属，何以为人？尔能保尔之部下不效尤尔今日之所为者以施于尔身乎？尔应回忆四年以前国人皆欲得尔而甘心，余代尔受过者不知凡几，以余之宽容庇护尔尚可安然远游海外，今日以后茫茫大地何处是尔容身之所？尔真生无立足之外，死无葬身之地矣！尚不自悟，余实为汝危之！”

张闻言顿时变色曰：“尔尚如此屈强乎？”

余反诘之曰：“何谓屈强？余为上官汝为叛逆，国法军纪，对汝叛逆均应执行惩罚，况斥责乎？余身可死，头可断，肢体可残戮，而中华民族之人格与正气不能不保持。余今日身在尔等叛逆之手，余即代表整个民族四万万人之人格，人格苟有毁伤，民族即失其存在，尔以余为威武所可屈而向汝叛逆降服乎？今日之事，尔有武器，我有正气，我虽无武器，须知正气与喉舌即为余之武器。余必捍卫民族之人格，而求无愧为总理之信徒，无负于革命之先烈，亦必无负于生我之天地父母，与全国国民。尔小子何知，乃妄想余为尔所威胁而视余，今日之正气为屈强乎？尔如有勇气，则立时毙余，不然则认错悔罪，立时释余。否则尔既不敢杀余，又不能释余，则尔将来更何以自处。余为尔计，应立即毙余乃为上策。尔曷不决然杀余耶。”

彼闻言低头不语，神色即丧，移时，问：“尔真无考虑余地乎？余去矣。”

余挥之曰：“去休！”

彼乃改容以请曰：“移居余处何如？”

余曰：“决不入敌人之居。”

彼又谓：“在此不甚安全。”

余答之曰：“余不需汝保护！”

彼坐而复立者数次，在旁窥察余之神色态度，余闭目不理之，如此半小时，屡言“余欲去矣。”

继又坐，命役人以食具来请余进食，余谓：“余生已五十年矣，今日使国家人民忧危至此，尚何颜再受人民汗血之供养而食国家之粟？况义不食敌人之食！”坚拒之，张仍则立甚久而不去。

余问：“邵主席何在？”彼答：“亦在绥署前面。”

并言“中央之将领均安全毫无损害，唯钱慕尹以格拒变兵被枪伤，然亦仅耳际被擦伤而已。”

余命其请邵主席入见，彼乃命卫兵往觅邵，而仍旁立未行。

数分钟后，邵主席力子来见，询余起居毕，张即告退而出。

余问邵：“自省府来乎？”邵曰：“自绥署卫士队队长室来，顷钱慕尹亦在彼处，慕尹受枪伤，弹由胸穿背而出，出血甚多，即将移地疗伤矣。”

其时张虽退出而宋营长仍侍于门次，余两次命宋退，且闭室门，宋未从，余自起阉之，宋遽举足入内谓：“请原谅，奉有命令侍护左右，不敢阉户也。”

余知其为监视，亦遂置之。

以向所语张者约略告邵，并即起草一电稿致余妻，交宋营长转张拍发。

盖自分以身为革命殉，不能无遗言以告家属。

邵见余已决心牺牲，凄然有感，谓：“委员长顷所语张之二事，逆料回洛必不可能，加害亦决不敢。但旷日持久，或生他故，委员长以一身系国家之安危，应以安全为重。忆民十六年二十年曾两次辞职，但均以党国事要，不久复出，此次可否考虑及此？”

余庄言告之曰：“余信人太过，疏于戒备，使国家蒙受重大损失，回京以后，当然向中央引咎呈辞，并请严加议处，但断不能在部下劫持之形势下，在西安表示辞职，即彼欲要挟余发布何种命令或签认何种条件，余亦宁死必不受胁迫。余若稍事迁就以求苟全性命，将何以对四万万国民之付托耶？”

邵闻言无语，见余衣薄，请加衣，余告以无需。

宋营长进皮袍，亦拒之。

侍役以早餐及饼干进，挥去勿食。

其时体惫痛不能复支，仍就床睡。

邵再四道珍重而去。

邵去后，宋营长入见问：“委员长尚识余乎？”余告以不识。

宋谓：“学生乃军校第八期生，距毕业仅二月，教育长不知以何原因将余开除，与委员长固有师生之谊也。”

宋侍余甚周到，奉衣奉食，婉劝数次，并劝余：“此时对张徒责无益，不如容纳其一二主张。

俾此事能从速解决，否则于国家于委员长均极不利。”

如此诤谏，前后凡数次，余屡命之曰：“我在学校时如何教诲尔等，尔当能忆之。

革命者所持唯人格，余今不能苟全性命以亏损人格，在校如何教自身即应如何做，若行不顾言，何以为人师乎？“宋唯唯而退，是日终日未进食。

侍役皆彻夜未睡，午夜一时宋尚入室视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