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03月01日

如此来看，叛乱前发生的一切与这四天的事情比起来，实在太微不足道了，以致我也无心去摘引之前的日记。我得设法把2月26～29日所发生的一切一点一点地拼凑起来。此事的结果是冈田首相突然再度现身，我们和其他几乎所有的人都以为他已经被杀了。没想到他却安然无恙，几乎让人感觉像是一出闹剧。这些叛乱者的所作所为即便不是在全世界，在日本也是笑柄，这倒是大好事。不过，令人悲愤的一面还是盖过了滑稽的一面。

整件事得从2月25日晚我们宴请斋藤夫妇说起。客人共三十六位，分坐两桌。为让这位老绅士和其他客人能享受到一些与众不同的款待，几天前我还去米高梅制片公司挑了几部电影。最后那个下午，沙森（Shathin）给我放了珍妮·麦唐纳（Jeanette MacDonald）和纳尔逊·埃迪（Nelson Eddy）主演的《淘气的玛丽埃塔》（The Naughty Marietta ），我立刻判定，理想的片子已经找到了，因为片中既有老维克托·赫伯特（Victor Herbert）优美的音乐，也有漂亮的场景、美妙的浪漫故事，却毫无俗气，几堪与《一夜风流》（One Night of Love ）媲美。

几乎一吃完饭就开始放电影。我们让斋藤子爵坐在舒适的扶手椅上，以便他看厌了还能安睡一会。因为他告诉过内维尔，他在海军里服役时学会了随时随地都可以打盹的本事。但我觉得他看得乐不思睡。电影放了将近两小时，中间安排有休息时间，大家吃了一点东西。贝特西·内维尔说，终场时日本女士们的眼圈都红了，所以我认为她们都已被浪漫故事感动了。后来还有夜宵，但斋藤老两口约在晚上11点半就走了。对他们来说，这已经算很晚了，因为他们平常总是到晚上10点就要离席。我送老先生出门，自1932年06月我首次拜会他（当时他是首相兼任外相）以来结下的友谊居然就戛然而止了。

想起来很有趣，他一生的大事业竟是从与美国人施莱将军的结识开始的。他当时在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深造，却在美国大使馆赴宴后离开了人世。他是一个可爱的人，温厚可亲，彬彬有礼，身在沙文主义纷扰的时代，却能以伟大智慧和宽广胸怀待人处事。我抱过希望，以为可以借助他的威望解决朝鲜学校的危机，因为地方当局要求信奉基督教的师生均须在神道教的神社做礼拜。这种要求如果坚持下去，就可能会导致我们办的教会学校全部关门。他一向支持我们的传教士。如今他那开明的影响力消逝了，谁知道将来会弄成什么样子？

26日早上电话铃响，应该是内维尔打来的。他传来凌晨发生刺杀事件的消息，谣言四起，说叛乱者已接管政府和部分市区。谁已被杀，谁还活着，暴乱有多大规模，谁也搞不清。我们第一封电报是早晨发出的，国务院电复称收到，来去花了六小时。这四天事变期间，我们经常有侦察员在市内走动，特别是我们的陆军武官凯里·克兰（Carey Crane）上校及其译员，他们尽最大努力去观测事态发展。第一天早晨，内维尔就从叛军的警戒线前走过。他镇静自若，很客气地用日语说他要去外务省，对方倒也同样礼貌地允许他通过。我想他恐怕是唯一一位在事件发生当天去外务省的外国人，而且去了两次。

那天夜里，艾丽斯很紧张，生怕叛军还要执行新的刺杀计划，而美国大使很可能也在名单上。她坚决主张我们在另外的房间里睡，靠近小孩。我怕她根本没合过眼，又笑她过虑。因为我心中有数，叛军绝不会在这个时候找美国麻烦。第二天我们使馆外就来了卫戍部队，设下岗哨，办公楼下面堆起沙袋，警卫森严，还有三个密探（包括来自警察分局的我们的朋友饭田）和两个卫兵驻守在住宅内。我每次下办公楼去，他们都一定要跟着。

第一天，墨西哥公使由乡返城，连公使馆也回不了，打电话求助于我。我尽力请堀内帮助解决，但外务省完全无能为力。公使见我尽了力也没用，也只好作罢。叛军驻扎在首相官邸和山王饭店，在这两幢大楼上升起他们的旗子，那里离我们很近。我们在屋顶上用望远镜注视着事态发展。

日本政府暗中在做镇压叛军的各种军事准备，同时严格维持城内的纪律和秩序，并向叛军广播，用飞机向首相官邸和山王饭店场撒传单，用氢气球悬拉一条长幡，内容都是说天皇号召士兵返回营房，返回就会得到宽赦，因为他们是受骗了，他们的父母兄弟姊妹因想到他们不服从天皇命令而正在流洎，再不解散就格杀勿论。这样过了两天，他们便一小批一小批地投降了。效果恰如所期，事件全部解决，除行刺时以外，即使开枪的情况也是极少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其并不野蛮。

现在我们知道，当最后一批士兵离开首相官邸和山王饭店时，发动叛乱的军官经过四天抵抗也终于投降了。政府给他们两小时，要他们切腹自尽。他们却不肯切腹，因为他们以为可以援引之前的案例，能有军事法庭的审判，他们希望利用法庭作为讲坛，煽动人民反对政府。等受到军事审判后真被判死刑、被枪毙时，他们估计会非常惊讶。

有件事的情节感人甚深，那就是牧野伯爵遭到刺杀时的故事。当一个军官和几个士兵半夜来刺杀他时，他正住在乡间的温泉旅馆里。据我所闻，情况（我相信是真的）是这样的：牧野伯爵的警卫枪杀了那个军官，士兵又杀了那个卫士，随即放火烧旅馆，希望迫使牧野伯爵跑出来。旅馆后面是一片峭壁，这位老先生由他的孙女和子及受过训练的护士带领着，爬到岩面的突出处，但再也无法往上爬了。不久后，火光照亮了他们，就像探照灯照着他们那样，士兵便端起枪来。可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的小孙女——那个可爱的姑娘也是我女儿埃尔西的好朋友——展开自己的和服，挡在她祖父的前面。士兵看到这种英勇姿态，深受感动，便把枪放下了。我始终觉得，小和子真算得是“二二六事件”中的一位女英雄，她果然救了她祖父的命。

1936年03月01日

虽然叛乱只有短短四天，但我们使馆中人觉得，自上周二晚以后，即斋藤夫妇和铃木夫妇来做客的那个欢乐一夜后，恍若隔世。如果时间是用事件来划分的话，自那时以后，一个时代确实过去了。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此类事情发生，天灾人祸，层出不穷。我们这些局外人只能冷眼旁观。我们清早读报，感叹一声“多么惨的灾祸啊”，回头还是该干吗干吗去，心中并无多大波澜。只有身临其境，听到惨遭杀害和表现英勇的人是自己的朋友，而这一切几乎就发生在自己眼前时，才真会感触至深且久久难忘。

把朋友们的叙述慢慢拼凑起来，现在可以一睹这次刺杀事件的概况。这些故事不仅足以提高被刺者的声誉，而且显示出日本妇女的优良品质。例如斋藤子爵夫人，她就曾挺身在前，挡住她的丈夫，对袭击者说：“杀我吧，我替他。国家不能没有我丈夫！”并且真把手放在枪口上，直到受伤后才倒在旁边。又如渡边夫人，她把丈夫抱着躺在地下。凶手开枪时，只能先射穿她的身子，才能打到她的丈夫。

铃木将军的故事应永垂青史。安藤大尉拿手枪对着他，与他讨论时局，谈了十分钟，谈不下去了。铃木便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安藤答道：“没有了，长官。”铃木说：“那你就开枪吧。”安藤便开了三枪。一弹擦破头盖，没有钻进脑髓，一弹穿过胸部打进肺里，第三弹射入腿中。胸伤最重，失血过多，只有输血才能救他的命。现在看来，他也许可以脱险。刺杀高桥的行径非常残忍。开枪还不够，还用刀劈。完了，刺杀者居然还向他的家属道歉，说“打扰了”。

我们还得说下去，看看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日本必须实行某种“新政”，若不然正如相泽案中被告的律师所预言的那样：同样的事件仍将一再重演。我对广田有信心，但他所负任务之艰巨，实为前人所未遇。但他有极好的机会，与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时碰到的时机有类似之处。若能有效地、顺利地解决问题，他何尝不能作为大政治家而载入史册？

“二二六事件”之类的事究竟为什么会发生在日本？翻翻教育日本青年的那些历史书，再好好思考，就不难理解了。书中充斥着这类事迹，自上古起，不是刺杀，就是自杀，或出于报复，或因忠于主公，或表示对某一情况负责，真是荒诞（日本本来就是一个矛盾百出的国家）。少壮军官们自以为，他们那样做是在为天皇效力，是要清除天皇左右的所谓恶势力。然而，后者却正是天皇自己选拔出来的。军官和这些人之间也并无私人恩怨。他们杀了斋藤、渡边、松尾（首相的妹夫，被误认作首相）之后，仍给死者烧香；在高桥家，因找不到香，还一定要在这个被杀的政治家身旁点上蜡烛。若要防止今后再发生此类事件，不仅国内社会和经济方面必须实施新政，而且日本式的学校教育和军事教育都应进行根本改造。

事变中也出现过一些可喜的事。其中之一是大使馆人员同心同德，在行动上和精神上都团结一致。包括海陆军武官、商务参赞及其助手在内，我们大家一起工作，夜以继日，密切合作，彼此互通所掌握的信息，只求有利于全体，毫无部门本位思想。累了四天，虽然都已精疲力竭，但谁也没有表现烦躁或发生龃龉。当然，东京和伦敦、巴黎不同，在这个地方让这群人融为一体比较容易，而我们在这里也确实是团结的。我们的班子是由各种类型各种性格的人组成的，但彼此意气相投，融洽无比。我想，此中奥秘之一就是一群人凡能常在一起玩，也就几乎一定能在一起好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