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 整理

席大明，汉族，家住今贵州省赫章县六曲区哲庄坝，其地与云南省镇雄县连界。
席姓是当地的大族，和云南镇雄境内的彝族安家是世仇，常发生械斗，双方各有一千多条枪支。

1935年蒋介石的势力统治贵州时，提出“地方中央化”的口号，并限令收缴民间枪支。
席大明因抗拒缴枪，遭蒋派出的军队进剿。
此时，经党中央批准，已成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
由于过去贵州地下党经常在毕节地区活动，因此，席大明虽然不是党员，但他早就和贵州地下党的同志有了联系。

1936年02月初，红2方面军继中央红军之后，北上抗日，进入贵州大定（今大方）县时，贵州地下党工委成员邓止戈同志，用中央留给地下党同红军联系的暗号，派人到大定联系，
同时，动员地下党能指挥的席大明、周质夫、阮俊臣的队伍和红2方面军在毕节会师。

会师后，根据领导同志的指示，将部队改编为贵州抗日救国军，
由贵州著名人士周素园先生任司令员，邓止戈同志任参谋长，辖属三个支队，
第1支队司令员席大明，
第2支队司令员周质夫，
第3支队司令员阮俊臣（是中央红军川滇黔边司令员余泽洪同志改编的一支游民武装）。

不久，夏曦同志传达了领导的指示，决定在黔西、大定、毕节一带建立根据地，进而创建川滇黔新苏区。
并派六军团政治部破坏部李部长到第1支队做政治部主任，
令席大明部到滇黔边境去发动群众，扩充部队；
令阮俊臣部到川黔边境收集余泽洪部的散兵；
因当时传说余泽洪同志失败后，带领一小部分人在川黔边境上打游击，只留下了第2支队周质夫驻守毕节。

1936年03月02日，红2方面军实行战略转移。
当部队行至毕节县属的七星关时，夏曦同志和周素园先生、邓止戈同志等人一起在河岸上休息。

这时，派到第1支队工作的破坏部的李部长来向夏曦同志汇报说：
“席大明不愿离开家乡，请夏主任到部队去作动员……。”

当时，周素园先生和邓止戈同志都向夏曦说：
“席大明部拥有的枪支，是他们的家族二千余户共同出钱买来保家的。
他把武装带走了，他们家族的生命财产即无保障，所以他们不愿走。
如果我们不远离黔西北地区，他是我们的同盟军。
如果我们远离了，他就专门保家了，不会跟我们走的。”

李部长说：“还是请夏主任去动员试一试看？”
因此，夏曦同志决定去作动员工作。
他叫周素园先生继续在原地休息，要邓止戈和李部长两人同他一道过河去找席大明。

过河以后，夏曦又叫邓止戈和李部长两人先去赶席大明部队，赶到时再派人前来接他，他留在岸上等着。

当邓止戈和李部长走了几里路时，忽听左侧村庄两声枪响，他们停下来探望了一下，并没发现敌人部队，村庄也无动静。
知道这是庄内老百姓怕军队进庄，故先向空鸣枪两下示警。
如果警告后部队还要进庄，他们就要和你拚命动武了，这是当地群众历来的规矩。

因此，邓止戈同志等两人继续前进，
又走数里，碰上政治部派到席大明部的另一个干部，
他向李部长说：
“席大明的部队已经开走了，他要我回来转告军团首长，说他不能离开地方。……”
后来，李部长即对邓止戈同志说：“我们回去向夏主任汇报，看如何办理。”\\
三人就转身往回走。

他们返回七星关河边时，没有看见原留在岸边的夏曦同志，却见对面河岸上有红军1排人留守，渡船也不见了。
他们不得不淌涉过了河，河水深处仅及小腹。
过河后才得知，夏曦同志因听见枪响，忙只身淌涉过河询问情况，
行至河心水深处，不慎失足，被水冲倒，牺牲了。

邓止戈等同志返回军团部时，王震政委即问夏曦同志牺牲的经过，
邓止戈同志当即将夏曦同志、周素园和他三人在七星关休息和得知夏曦同志牺牲的全部经过，如实向王震同志作了汇报。

第2天凌晨，部队掩埋了夏曦同志。
这时，席大明也派人送信来，说他已得知夏曦同志牺牲的消息，并说明庄内鸣枪与他的部队无关。
当时王震政委和肖克司令员命令邓止戈同志给席大明回信，大意是军团首长已知道夏曦同志的死与他们无关系，要他放心。
同时说明红军走了还要回来，要他继续坚持斗争。

红军部队离开了贵州后，
1936年夏，川军20军杨森部一一三师在毕节四乡“清剿”时，席大明被搜索逮捕。
该年10月，遭枪杀于毕节大较场。

过去，有的文章提到夏曦同志之死，与席大明有关。
或说席大明部是一支“土匪部队”，投降红军后又“反水”、“叛变”等等，
事实是席大明部队离开毕节是奉命出去的，不是“叛变投敌”；
他的部队不愿同红军长征，是为了保家，有其特殊原因，也不是什么“反水”和“叛变”行为；
夏曦同志之死是过河时滑倒所致，而不是席大明“叛变”把他打死的。

[1]邓止戈同志曾于1979年05月08日写信给王震副总理，回忆证明1936年席大明参加抗日救国军经过和未随红军长征的原因以及夏曦同志牺牲实况，
王震副总理即于5月25日批示，认为符合当时实际情况，
并附原件转日当时有关负责同志肖克、张子意、袁任远核实，一致认为属实。
后国务院办公室将原件及批示转贵州省委。
省委办公厅又于6月27日以省办发（1979）18号文件下达各有关部门党委，以澄清史实，落实政策。
我们根据上述材料整理此文。

【注】
以上录自《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0年12月。

红二、六军团在毕节城内休整时，原想在贵州西部站住脚。
为此，夏曦向贵州抗日救国军（下辖三个支队，多是中共地下组织联系指挥的）传达了这个指示，决定在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一带建立根据地，进而创建川滇黔新苏区①。
但是，在敌人进攻之下，红军休整了近二十来天之后，于1936年02月27日晚开始从毕节撤出。

在撤离之前，夏曦曾派政治部破坏部李部长前去贵州抗日救国军第1支队席大明部联系，动员该部随同长征。
李去后不见回返。

部队撤离的头一天夜里，夏曦忧虑地对政治部总务处的饶兴说：
前几天“李部长去席大明部，至今没有回来，
部队撤退的时间，李部长是知道的，不知出了什么问题。
万一部队转移后，李部长再回毕节就麻烦了。”

次日（28日）拂晓，部队撤出毕节，
夏曦在报告了军团部王震以后，决定在七星关附近接应李部长，遂带一个警卫连向七星关迸发。
在一个陡峭山路的河边上，前面是席大明部活动的地区，
这里就是李部长回来的必经之路，于是夏曦和周素园、邓止戈（中共贵州地下组织负责人之一、贵州抗日救国军参谋长）等在这里休息，等待着李部长的归来。

过了一段时间，仍然不见人影。
夏曦心里更着急了，他难过地说：
“这次派李部长去，是我考虑不周，急于求成，又犯了‘左’的错误”；
“要是出了事，我真该死，悔之晚矣！”
话毕不久，李部长回到了七星关，向夏曦报告说：
“席大明不愿离开家乡，请夏主任到部队去作动员。”

周素园、邓止戈分析道：
席部武装是家族中二千余户共同出钱购买枪枝用以保家的，
如果我们不离开黔西北地区，他是我们的同盟军，
如果我们离开了，他们是不会跟我们走的。

但李部长还是主张请夏曦去动员。

夏曦同意了李的意见，先派邓止戈和李部长过河，他留在岸上等着接应。
然而，不大一会功夫，夏曦听到对岸响起了枪声。
他心中十分焦急，便带着一名警卫员和两名战士，毅然徒涉渡河，前去了解情况。
夏曦因工作紧张，身体疲惫，行至河心深处，忽然一股激流冲来，他和警卫员被卷进了旋涡。

不久，在下游不远处，战士们发现了夏曦和警卫员的尸体，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这是1936年02月28日①，夏曦时年三十五岁。

次日（29日）凌晨，在云南、贵州交界处的军团部里，王震、肖克等和战士们一起，在一个山坡上为夏曦举行了追悼会。
王震在悲痛中讲了话，追述了夏曦的革命历程。
在敌人的炮声逼近之际，夏曦被安葬在附近有一座石桥的山坡上。

①肖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席大明参加贵州抗日救国军和夏曦同志牺牲的经过》。
按：原想在毕节一带建立根据地，曾先在石阡开会讨论（1936年01月29日），夏曦参加了会议。

①关于席大明参加贵州抗日救国军和夏曦牺牲经过，
本段据邓止戈1979年05月08日给王震函件（王震同月25日有批示，肖克、张子意、袁任远一致认为属实，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于1979年06月27日以18号文件下达，基本内容载《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221-224页）、饶兴：《我见到的夏曦同志牺牲经过》。

按：
关于夏曦牺牲日期，各说不一。
绕兴记为红军撤离毕节当日，周素园《光明日记》称“2月28日从毕节出发”（载《贵州文史丛刊》1980年第1期第33页），今依此而定。

【注】
以上录自《中共党史人物传·第9卷》，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1983年05月。

03月01日中午，部队到达毕节与赫章接壤的七星关野鸡河渡口一带休息。
这时，夏曦同志为了争取席大明率部长征，亲自带两个警卫员和两个通讯员涉水过河去做席大明的工作，争取他的部队和红军1道走。

当他们涉水到河中间时，对面韩家寨子苗族放了两枪，夏曦不慎倒入水中，被急流冲走牺牲了。
同时有一个警卫员也被水淹死了。
军团部当即采取措施，把他们的尸体捞起来后，在附近安埋了。

第2天早晨席大明派人送信来。
他在给军团首长的信中申明，昨天鸣枪不是他的部队，而是村子里习惯性的警戒鸣枪，夏曦牺牲与他部无关，并对夏曦同志的牺牲表示哀掉。
他又说：
如果我们在那里搞根据地，他就和我们一起搞，如果我们要走，他的部队不能跟着走，
因为他家与×家有积仇，他走了，席家要遭×家整，所以有困难，不能随红军1道走，请首长原谅他。

王震、肖克看信后，要我写了一封回信，经王震、肖克阅后，派人送给席大明。
信的内容大意是：
我们知道昨天打枪和夏曦同志的牺牲与你没有关系，
你部不愿走，希望留下坚持斗争。
我们暂时走了，以后还要回来。

这件事处理完毕，我们的部队就往赫章方向开走了。

【注】
以上录自：邓止戈《在贵州地下党工作的岁月里》。《贵州党史资料·第1辑》，1985年01月

作者：袁福生

1936年02月间，我们红26军团长征到贵州，在大定县的将军山打了一个大胜仗，歼灭大量敌人。
随后攻克毕节县城，使蒋介石和驻贵阳的王家烈心惊胆战，不敢轻易向我军进攻，因此，我们部队在毕节等地得到了十余天的休整机会。
在休整期间，我们执行了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政策，在当地进行了广泛的抗日救国宣传，

有一次我们在城里打土豪时将一家姓周的打了，没想到从他家搜出许多进步书籍，当时我们将此事报告了军团政治部。
后来才知道他叫周素园——是清朝末期的秀才，担任过北洋政府的秘书长，是个开明绅士。
他很同情红军、同意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因为他同云南军阀龙云和国民党纵队司令孙渡都有密切关系，因此我们利用他做国民党国防部队和土匪的工作。

那时，有几股土匪及地方保安部队向我们投降归顺了，这部分人共计有千余人，
我们把这只武装力量成立了抗日救国军——周素园任司令，
下面编制为两个大队，大队长都是由土匪头目担任，而负责政治工作的则是由红军派人担任。
一大队由军团政治部破坏科长李兴清（外号叫金牙齿）负责；
二大队由廖明同志负责。
但没想到的是一大队是伪降，目的是企图骗取我们发给他们的武器、弹药及被服后，仍然拉队伍占山为匪。
这股土匪的大队长叫席大明，驻守在离毕节县城十几里外的野山坡上。

一天，夏曦同志带两个警卫员到这些绿林部队做归顺工作，
先是到二大队并在二大队吃了早饭，然后再去一大队。
席大明获悉夏主任到二大队后要到他们大队来的消息，事先布置下埋伏、并在河边渡口上摆了一只小船。
夏主任和警卫员来到河边，见有条小船、便乘船过了河，
过河后他们顺着大路往山沟里走，没走多远这股土匪就从两面山上向夏曦同志开了枪。

听到枪声，夏主任立即带领两个警卫员顺着原路往回返，来到河边时发现渡船不见了。
（原来是这股土匪设下的圈套，事先放只小船引夏曦同志过河，而后将渡船弄走）
这时枪声大作，山上土匪追来、前面河水挡路！——怎么办？
两个警卫员商量后决定，一个人掩护、一个人背着夏曦同志泅水过河。
（夏曦同志不会游泳）
后因警卫员失足跌倒，导致夏曦同志溺水身亡，警卫员也被淹死。
另一位警卫员游泳过河后回来报告了情况。

军团保卫局得此不幸消息后迅速派了二十多个同志（我也是其中一个）赶到河边，这时土匪已经逃走。
我们在河里找到了夏曦同志和警卫员的尸体。
夏曦同志的尸体被同志们抬着随部队走了两天，才安葬在贵州和云南交界的七星关石桥边的山坡上。

夏曦同志牺牲后，我们许多指战员都哭了。

(写于1979年3月30日 1980年12月07日修改)

【注】
袁福生（1916—1993）
湖南省茶陵县人。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2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赣军区补充团政治处青年干事，红6军团保卫局内勤检查员、侦察组长，红6军团直属队特派员，补充团特派员。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359旅717团独立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处锄奸股股长，359旅政治部锄奸科副科长、科长兼军法处副处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满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东北民主联军第10纵队政治部保卫部部长，第4野战军47军139师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政治委员，第47军干部部部长，志愿军司令部军法处副处长，武汉军区炮兵政治委员，武汉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工程兵特种工程指挥部后勤部政治委员。
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七星关石桥
七星关位于川、黔、滇古驿道上，隔七星河与赫章江南村相望，蜀汉建兴三年诸葛亮南征曾在此祭七星而名震天下。
明代以前，古人只能以舟代桥很不方便，
明永乐十四年（1416）建铁索桥，刻石勒碑，“应星桥记”摩崖，记的便是其事，碑文为楷书阴刻竖写共41行800余字，工艺考究，刀法精湛，书法艺术和雕刻工艺价值较高，这应该是七星河上第1座桥。
明嘉靖年间羽士黄一中筹资募捐建古桥，明末清初因战火而毁，
顺治13年总督卞三元重建，十八年桥自己坍塌，
康熙5年再建，康熙27年被大水冲毁。
康熙37年威宁镇总兵唐希顺建木桥，康熙54年被洪水冲毁。
乾隆9年，改建古桥于下游，乾隆19年05月被大火烧毁。
乾隆20年，知县董朱英捐银复建，咸丰10年为苗族义军所毁，
同治8年知县刘应升拨义谷重修。1936年大地主朱义斋为阻拦红二、六军团北上抗日将桥烧毁。
1937年修川滇公路时，古桥被改建为石墩、钢架、木板桥。

1936年03月02日，红2方面军实行战略转移。

当部队行至毕节县属的七星关时，夏曦同志和周素园先生、邓止戈同志等人一起在河岸上休息。
这时，派到第1支队工作的破坏部的李部长来向夏曦同志汇报说，
“席大明不愿离开家乡，请夏主任到部队去作动员……。”

当时，周素园先生和邓止戈同志都向夏曦说：
“席大明部拥有的枪支，是他们的家族二千余户共用出钱买来保家的。
他把武装带走了，他们家族的生命财产即无保障，所以他们不愿走。
如果我们不远离黔西北地区，他是我们的同盟军。
如果我们远离了，他就专门保家了，不会跟我们走的。”

李部长说:
“还是请夏主任去动员试一试看？”
因此，夏曦同志决定去作动员工作。

他叫周素园先生继续在原地休息，要邓止戈和李部长两人同他一道过河去找席大明。
过河以后，夏曦又叫邓止戈和李部长两人先去赶席大明部队，赶到时再派人前来接他，他留在岸上等着。

当邓止戈和李部长走了几里路时，忽听左侧村庄两声枪响，他们停下来探望了一下，并没发现敌人部队，村庄也无动静。
知道这是庄内老百姓怕军队进庄，故先向空鸣枪两下示警。
如果警告后部队还要进庄，他们就要和你拚命动武了，这是当地群众历来的规矩。
因此，邓止戈同志等两人继续前进，
又走数里，碰上政治部派到席大明部的另一个干部，
他向李部长说:
“席大明的部队已经开走了，他要我回来转告军团首长，说他不能离开地方……”
后来，李部长即对邓止戈同志说:
“我们回去向夏主任汇报，看如何办理。”
三人就转身往回走。

他们返回七星关河边时，没有看见原留在岸边的夏曦同志，却见对面河岸上有红军1排人留守，渡船也不见了。
他们不得不淌涉过了河，河水深处仅及小腹。

过河后才得知，夏曦同志因听见枪响，忙只身淌涉过河询问情况，
行至河心水深处，不慎失足，被水冲倒，牺牲了。

邓止戈等同志返回军团部时，王震政委即问夏曦同志牺牲的经过，
邓止戈同志当即将夏曦同志、周素园和他三人在七星关休息和得知夏曦同志牺牲的全部经过，如实向王震同志作了汇报。

第2天凌晨，部队掩埋了夏曦同志。

【注】
以上录自网络文章：《革命往事·夏曦之死》

红二、六军团在毕节时，因遭遇敌人进攻，原拟创建川滇黔新苏区的计划难以实现，于1936年2月开始撤出。

撤离前，夏曦派政治部李部长前去贵州抗日救国军第1支队席大明部联系，动员该部随同长征。
李部长走后不见回返，夏曦颇为忧虑。

次日拂晓，部队撤出毕节。
夏曦根据军团部决定，带一个警卫连在七星关附近接应李部长。

不久，李部长回到七星关报告说：
“席大明不愿意离开家乡，请夏主任到部队去作动员。”
夏曦同意去作动员工作，但在去席大明部的路上涉水渡河，在河心被卷入漩涡。

战士们在下游发现了夏曦和警卫员的遗体。

夏曦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时年35岁。

【注】
以上录自中国军网
网址：http://www.81.cn/yljnt_208627/ylml/X_208653/7943428.html

红二、六军团在黔、大、毕时，朱德、张国焘曾电示：
1.目前时局将有大变动，日在华北将努力夺取北端五省；
2.你们即可单独行动，暂不宜渡江，即在黔、滇、川、湘、鄂广大地区作运动战，争取建立你们的新根据地。”
红二、六军团军委分会根据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的新形势，本着争取建立新根据地的方针，在继续于黔、大、毕活动已经不利的情况下，
决定首先转移到黔南的安顺地区，争取在那里创立临时根据地，
准备于时局大变动时，再东进到湘黔边境活动。

1936年02月27日，红二、六军团退出毕节，进入了乌蒙山区。
当时，因敌人十个师又一个旅全在后面和左侧后，不能直接从毕节去安顺，
遂沿毕节、威宁大道向西前进，计划将敌人向西调动，造成敌人的疲惫和错觉，
然后再突然摆脱敌人，折向东南去安顺地区。

这时，蒋介石也在多方调动兵力，其意图是：
将红二、六军团压迫和消灭在金沙江右岸、毕威大道以北地区。
但各派军阀矛盾很多，各有打算。

云南军阀龙云不仅害怕红二、六军团西入云南，也害怕蒋介石施“假道灭虢”的故伎，以致落得同贵州王家烈同样的下场。
所以，取保守云南的态度，把孙渡纵队全部放在昭通、威宁地区防堵，企图与追击军造成夹击之势，逼迫红二、六军团北走四川。

四川军阀害怕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与红4方面军会合，共图川西，
杨森和李届家钰等部数十个团，也取消极态度，只是在川南和沿江地区防堵。

贵州蒋介石亲信顾祝同则以万耀煌、樊嵩甫和郝梦龄三个纵队沿毕威大道及其两侧的平行道路向威宁方向追击；
以李觉纵队由织金方向，
郭汝栋纵队由大定方向
向水城、威宁截击，阻止红二、六军团南出。
顾祝同企图利用川、滇军队严密防堵的形势，
以重兵从东、南两个方向向红二、六军团压迫，以达消灭红二、六军团于金沙江以东之滇、黔、川边境的目的。

1936年03月02日，红二、六军团进到野马川。
红6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带两个警卫员到一个在毕节新编入的部队检查工作，
在七星关趟水渡河时，不幸溺水牺牲。

夏曦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他早年即和毛泽东等人一起从事革命活动，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著名的活动家。
他在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期间，由于推行第3次”左”倾路线，给党和红军以及苏区建设造成了严重损失，但自丁家溶会议受到批评后，已有悔改表现，并为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对他的牺牲，任弼时曾电告朱德、张国焘，表示“殊为深痛”。
在野马川地区，红二、六军团鉴于李觉、郭汝栋、郝梦龄三个纵队都已转到东南，截断了去安顺的道路，
于是改变行动计划，继续西进，准备到妈姑地区折向南行，
赶到李觉、郭汝栋纵队前头，经狗店子进入滇东的南北盘江之间地区。

但当红二、六军团于04日到妈姑、回水塘地区时，
李觉纵队已经进到水城、威宁之间，南进道路又被截断。

而追击的敌人，这时也接近了红军的后卫，
其中，樊嵩甫纵队的先头部队竟前出到了红二、六军团左前方的朱歪地区。

【注】
以上录自《中国工农红军第2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08月

03月02日，红2、红6军团领导在赫章县野马川召开紧急会议，
鉴于前往安顺的道路已被国民党军截断，会议决定，部队继续西进，抢在国民党军之前，到达赫章西南、威宁东北的妈姑地区，
寻机折向南行，经狗店进入滇东的南、北盘江之间，尔后再寻机前往安顺。

就在这一天，红6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在野马川不幸溺水牺牲。
原来，红6军团撤出毕节西进至七星关后，
政治部主任夏曦得到报告，抗日救国军第1支队（一说是第2支队）的席大明部不愿意再前进了。

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周素园分析说：
席大明的枪支，是彝家的二千户出钱买来护家的，
如果不离开黔西，他们是红军的同盟军；
如今红军要远去，他们就不想走了，只想保自己的家乡。

夏曦决定前去劝说，便与救国军的参谋长邓止弋等一起渡过野马川去找席大明。
可是，席大明此时已经率部远去，
他托人留下话说，对不起贺龙了，但我不能离开地方。

夏曦立即让邓止弋等前去追赶，自己准备返回河对岸等候。
由于忙于转移前的准备工作，夏曦连续多日没有很好休息，体力虚弱。
徒步涉水时，突然一股激流冲来，将他卷走而不幸牺牲，时年35岁。

夏曦牺牲当天，任弼时将事情的经过电告朱德、张国焘，对夏曦的牺牲表示“殊为深痛”。

次日，在云贵交界地区的一个山坡上，红6军团指战员为夏曦举行了追悼会。
军团政治委员王震沉痛地致了悼词，追述了夏曦的革命经历。
追悼会后，夏曦被安葬于七星关的山坡上。

由于席大明的离去导致了夏曦的牺牲，贺龙十分气愤，说：“要不是党的政策，我就对他不客气了。”
任弼时劝说道：“人家说对不起了嘛！后会有期吧。”

席大明返回毕节后，与国民党军坚持战斗了半年多，后被四川军阀杨森诱杀。

【注】
以上录自《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史·红2方面军征战记》。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2006年05月

席大明（1903-1936）

席大明，汉族，因其祖上姓杨，故又名杨殿辉，

1903年生，威宁县北四区则章（今称哲庄）坝（今属赫章县）人。
席家是当地有钱人家，在他童年、少年时代，军阀混战，地方势力相互侵吞。
其父为保住家产，在家办起私人学堂，让席大明边学知识边习武，席大明很快练就一手好枪法。

1923年，血气方刚的席大明入“滇黔联军”第2军第5纵队李家勋部当兵，先后任排长、副营长、独立营营长等职，并一度兼任威宁县北三区（今属赫章县）区长。
1925年01月，李部撤走，席大明即转到贵州军阀周西成驻毕节第5师毛光翔部任营长。
1925年，席大明家乡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乡民以草根、树叶充饥，
他得知地主陇小满家粮积如山又不肯赈饥民，便率部攻打，开仓赈济灾民，触犯了地方土豪劣绅及贵州军阀周西成的利益，遭到当局的弹压。
所部遭受遣散，其兄席大宣惨遭杀害，家庭也遭到烧杀洗劫。
席大明虽逃脱厄运，但仍遭通缉，从而激起了他对官府的仇恨。

1926年，为扩大实力以求自保，席大明趁滇军和黔军混战之际，在家乡办起了造枪厂，
自行生产步枪四十多支，并购买外国枪支一百多支，
发展地方武装，征伐滇黔土豪，一时声威大震。

1930年，云南派兵对席大明轮番进剿，席及部属被迫退出家乡，暂过游击生活。
1934年贵州军阀王家烈为了扩军以应付时局，下令收编地方武装，
席大明为了借地立足，在赫章招兵前往贵阳接受改编，任营长，
不久其部被解散编入别部，席大明也被调任军部中校副官，实际上被解除了兵权。

在贵阳期间，席大明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打入黔军第1师任参谋长的黄大陆。
在黄大陆的引导下，席大明对当时社会的现状有了一定认识，思想觉悟大为提高。
后经黄大陆介绍，席大明又与准备前往毕节地区开展武装工作的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邓止戈相识。
根据邓的指示，席大明于1935年06月回乡，在其弟席大方原有武装基础上，将队伍扩大到五百余人，
并与转战赫章县的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建立了联系。

1936年春，中国工农红军红二、红6军团转移到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创建革命根据地。
1936年02月09日，红军由大定向毕节进军，先头部队刚到毕节城郊，就有国民党毕节行政督察公署和保安司令部派往归化、梨树坪、头步桥、梓桐阁一带防堵红军的“保安二团”，以红披毡为标志，派人前去同红军接洽。
结果，双方各自对空放了一阵枪，这支防堵红军的队伍就“节节败退”，并转而迅速控制了俯瞰全城的虎踞山等处，让红军顺利地进占了毕节城，
这支“防堵”红军的部队就是中共贵州地下党掌握的一支以席大明为首的地方武装。

红军占领毕节后，邓止戈立即向红6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作了汇报，席大明受到红6军团政委王震的热情接待。
将全队改编为“贵州抗日救国军”第1支队，席大明任支队司令员，
红6军团还派干部李国彬到该部担任党代表（政委）。
席大明率部在毕节进行了短期训练、补充后，立即开往毕节李家湾、赫章江南屯及威宁、镇雄等县边区，
负责执行发动群众、扩充队伍、筹集粮饷等任务。

1936年02月底，红军撤离毕节，向威宁方向进发。
席大明部部属不愿离开亲属故土随红军转移，要求留下坚持斗争。
席大明写信派人送给军团首长，说明不能跟随红军转移的原因。
王震、萧克接信后，表示理解和同意，同时通过邓止戈指示和勉励席大明在当地继续坚持斗争。

1936年03月至8月，国民党先后派湘军63师、九十九师、贵州暂编五旅、川军20军等，
纠集附近各县团练及地主武装联合对贵州抗日救国军第1支队进行“清剿”，
席大明率部在杨家湾和朵倮山之间顽强抵抗，与敌作殊死斗争，
终因寡不敌众，被迫将部队化整为零，疏散转移。

1936年11月04日，身染重病的席大明与警卫员杨龙生在杨家湾顾家院子被敌搜查，
杨龙生开枪毙敌2人后，壮烈牺牲。
席大明不幸被捕，被押往毕节，在狱中虽受尽酷刑，但始终坚贞不屈。
1936年11月16日，在毕节大校场英勇就义。

1981年09月，贵州省人民政府追认席大明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