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日

　接见全国中等以上学校校长；十六日接见学生代表，一再说明国际形势及中日间交涉经过，切望全国国民为有秩序之奋斗。语至沉痛恳摰。越日，各代表发表宣言，表示「一致拥护国家领土之完整，信任政府，反对任何分离运动」，并主张「裁制罢课及破坏纪律之举动」。缘日军于华北阴谋制造所谓「自治运动」，北平、京沪、杭州、武汉、各地学生纷纷游行请愿，蒋中正为使国人明了政府救国之方针，严守纪律，持志养气，特召集各地中等学校校长与学生代表来京，讲述：「政府与人民共同救国之要道」，至痛切也。

附节录　讲词：

「我们知道：中国最近一百年的历史，可说完全是一部惨痛的国难史。在这段国难史中；外交关系最密切的当然是日本。换言之，日本就是侵略我们国家最厉害的敌人！近代日本侵略中国，并非从『九一八』起，更非从去年十二月华北事件起；远在公历一八七四年即亡清同治十三年，就侵略台湾，到一八七九年即光绪五年，又侵占琉球，到一八九四年，即甲午年再侵略朝鲜；因此引起中日之战，中国一败涂地！于是台湾和澎湖列岛，正式割与日本，到一九一○年，朝鲜也被并吞。到现在再占领我们东四省，更进而侵略华北。推究日本一步步侵略中国的经过；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事件；自从明治以来，早就有一贯的政策，即所谓北进的大陆政［策］（变）与南进的海洋政策；而两者之间，尤甚以北进政策为主，他们整个的传统政策，可以名之为『南守北进政策』。所谓南守，就是向南只发展到台湾和南洋菲列宾为止，以防御英、美，封锁东洋为主；所谓北进，就是要占领满蒙，并吞中国，独霸东亚，作无止境的发展。……

现在再将『九一八』前后以至现在对日外交的情形，提出来向各位报告。刚纔讲过：我们东四省不是亡于『九一八』而是亡于甲午之役。这并不是政府推卸责任的话；现在政府不仅不避开这个责任，而且正如我刚纔所说：政府要担负收回一切失地的责任，而全国国民尤其是一般青年学生，都要共同一致负起这个责任。……

当『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因为我们国家力有未逮，没有办法和日本去拼命，这是无可讳言的。这次事变，当然是我们国家空前的耻辱和创痛。但是我们政府虽然不抵抗，却绝对没有放弃东北，绝对没有一时一刻忘记东北！在『九一八』以后，接连就是上海『一二八』事变。『一二八』之役，因为我们一切准备来不及，环境又很困难，我们政府为避免一时的牺牲；作将来整个牺牲的准备起见，便和日本成立了『上海停战协议』；这个协议，纯粹是军事的性质。我们所受惟一的限制，就是承认在吴淞和上海不驻兵，并且不运兵经过这些地方，此外再没有什么秘密条款。后来长城抗战的结果，又订立了同样性质的『塘沽停战协议。』这个协议中，除关系停战的规定外，附带规定所谓『申合事项』，就是日本人要求与古北口、天津、这几个地方通邮通航，此外要求在日本军队未完全退出战地以前，指定几个地方让他暂时驻兵和采办给养而已；并无所谓『战区』的规定，更绝对没有其他秘密条款。为什么后来弄成所谓『战区』呢？原来『塘沽协议』成立以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就将暂时驻兵地的要求，强词夺理的当作一个正式条件，压迫我们要成立『战区』。所谓『战区』，完全是冈村口里讲出来的，我们政府并没有和他订约成立『战区』。又如去年六月，日本方面宣传说：我们又和他成立了所谓『何梅协议』，其实那有这一回事！现在何部长本人在座，问他看有没有这一回事？我可以对各位说，绝对没有这个协定？这件事怎样讲起来的呢？就是去年六月的时候，日本向何部长提出要求中国撤退河北境内的中央军队，并撤消所有平津冀察党部和特务机关，何部长回一封极简的信答复他说：这些事不待你要求，我们中国已经自动办好了，不必订什么条约，信中只说这几句话而已。但是他拿了这封信，就无中生有，张大其词，说是成立了什么『何梅协议』，其实并没有一点把柄给他，他这种宣传完全是自欺欺人，挑拨离间的作用，也就是我上面所说，他们惯用的诬蔑中伤的一箭双鵰的政策。如果我们国民轻信敌人这种宣传，那末一方面是政府大员丧失了信誉；一方面又加深了国民与政府间的隔膜，你们看这是多少恶毒呢！总之，我现在要告诉各位一句话，就是我们革命的国民政府，绝对不会签订任何丧权辱国的条约。日本人造作谣言，宣传说我们政府如何如何，完全是挑拨离间不战而屈的策略。

在这里我还要告诉各位：为什么去年日本忽然提出要求，要我们中央军队退出河北，并要求省市党部和特务机关都要撤消呢？当时我们中国并未和他发生一点纠葛，他只借口说在日租界的报馆有一个姓白和一个姓胡的被蓝衣社的人打死了；所谓『蓝衣社』，根本就是日本人捏造的东西，我们现在且不必讲。但是这件事情是在他日租界发生的，中国的权力不能及于租界，租界里发生什么事情，和我们政府是不发生关系的。为什么这事会酿成去年撤退中央军、撤销党部和特务机关这一回事呢？这个原因很简单明显，就是他们为实现传统的大陆政策所必然的一种阴谋。我们要明白这个阴谋的必然性，必然明白去年以来国家的情势。在去年以前，国内最大的危险，就是江西的赤匪，成为国家心腹之患，随时有冲出长江，颠覆政府，以至捣乱全国的可能。我们国家在这几年以来，因为有这种大患，一切建设工作都受了牵制，我们实在没有余暇可以培养国力、充实国防。同时，每当剿匪的工作很有进展的时候，也每每因为外患的压迫而功亏一篑，历年以来，匪与外患，事实上成为两个内外策应，互相利用的敌人，向我们不断的进攻。因此，国家的内忧外患，相逼而来，一天天更加严重，全国的人心，日趋骚乱；国家的基础，渐渐动摇；当时那种危险的情形，凡于稍微留心时事的人，未有不感觉忧惧的！直到去年，国军纔以最大的努力，把江西的匪巢根本摧毁，赤匪一路溃窜，由湘入黔，由黔入滇，最后入川，我亲自督率军队，不断追剿，一面剿匪，一面将向来不统一的川滇黔三省统一起来，奠定我们国家生命的根基，以为复兴民族最后之根据地。日本看到这种情形，非常不安，以为这三省如果统一起来，中国便有了复兴的根据地，从此不但三年亡不了中国，就是三十年也打不了中国，这就是日本将来的致命伤，所以他无论如何，总要想方法来打破我们统一川滇黔三省以奠定整个国家生存之基础的计划。他的手段，就是要使我不能安心驻在四川来指挥一切，而使三省仍然不能走上统一发展的道路。他为达到这个目的起见，所以就借题发挥，藉租界谋杀的事件，提出毫无理由的要求，并尽其所能向我们挑战，使华北局势突然恶化，逼我离开四川，来应付华北的危局；以遂其破坏川滇黔三省统一的阴谋。我当时看穿日本的诡计，无论如何，驻在四川不动，专心肃清川黔滇三省的赤匪，并推进三省的政治，当时政府的决策，也就是无论情势如何危急，无论敌人如何阻挠、压迫，祇好忍辱负重，必须完成川滇黔的统一，然后我们政府和国民纔有御侮复兴的根据，国家民族的生存，纔有最后的保障。在这种决策之下，所以日本要求撤退河北境内的中央军，我们政府就撤退中央军，他要求我们取消河北平津省市党部，我们中央就撤消河北平津的省市党部，他要求我们取消河北境内的特务机关，我们政府就取消特务机关，只要对于国家领土主权没有损失，只要是对于我们根本的政策妨害较小的事情，都不惜忍痛让步，权且退却。其实日本人没想到第二十九军、第五十一军和第二师与第二十五师，并没有什么分别，番号都是由中央规定的，官长都是由中央任命的，饷食胥也都是由中央发给的，所以实际上都是中央的军队。日本人还是以过去五年甚至十年以前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军队，以为那几个军队，还是地方军队，那几个军队是中央军队。将中央军队逼走以后，他就可以胁迫并利用地方军队，为所欲为。这种错误的看法，当然是要失败的。在第二师和第二十五师撤退以后，第二十九军和第五十一军，当然要对中央负责，自动的去接防，结果，和第二师、第二十五师没有撤退的时候，还不是一样？同时，在这种和平让步之下，去年一年工夫，我们川滇黔三省毕竟统一，国家之生命的基础，得以稳定，我们的政策完全成功，日本的阴谋并未实现，这就是我们抗日最大的胜利。……

现在中央因为适应特殊环境，使行政便利起见，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实际上是对中央政府负责的一个行政机关，这种组织，现在两广也有，而一般人对于冀察委员会却看作自治独立的政府，实在错误。刚纔讲过，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实际上是中央的军队，宋哲元是我的部下，他绝对服从中央的，听我的命令的！现在日本人当然是企图在华北造成第二个『满洲国』，但是绝对没有那样容易！殷汝耕在滦东设立自治政府，是因为那里没有国军，政府的力量不能贯澈，所以他在日本势力卵翼之下，造成现在这个汉奸组织；这种卖国的汉奸，政府当然是要讨伐他的；不过要讨代他，就一定会直接和日本冲突，我们现在力量不够，不得不暂时容忍。这并不是政府怕他，实在是实力的问题，时间的问题。刚纔说过：我们革命的政略和战略，是可进可退，有伸有屈的，我们现在要忍受暂时的退屈，来谋将来最大的进展。……现在再将政府以后所采的对日外交政策和决心，约略向各位报告：中日两国间，自一八七九年，日本灭琉球以后，纠纷一天天的增多，这一个问题尚未解决，其他的问题，又继续不断的发生出来，弄成现在这样复杂纠结万分险恶的情形。本来一切纠纷，未有不是由于日本侵略中国的结果，可说都是日本一方面所造成的。他是利于有纠纷、有悬案的，纠纷愈大，悬案愈多，他就愈有利益。如果一切纠纷不解决，日本便有所借口来侵略和压迫中国，中国便永远无休养生息自立自强的机会。所以现在政府订了一个对日的外交政策，就是对日作整个的交涉，解决一切纠纷，不再和他零零碎碎枝枝节节的谈判。本人身任行政院院长，一定负起这个责任。外交部长已经将这个意见向日本当局提出，对他们讲过：以后两国间一切纠纷，不要就一件事或一个地方的问题来讲，要就整个的国交，谋得调整，将一切纠纷，全盘解决，祇要本着和平公正的精神，诚心诚意来讨论，则无不可解决的纠纷。我们所以提议这个政策，乃是以堂堂正正的立场，来确保东亚的和平，使我们国家可以避免多少无谓的牺牲，亦即所以保存国家的元气和实力，以为雪耻图强救亡复兴的张本。不过各位要绝对信任政府，政府虽然努力保持和平，要和日本整个解决一切纠纷，但决不签订断送主权的条约。如果和平交涉不能成功，最后当然只有一战，政府方面正在努力准备最后的牺牲：我们全国国民在这个危急的非常时期中，都应该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一致作最后牺牲的最大准备，纔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我刚纔已经讲过：从前那样毫无根基、朝不保夕的危险时期，已经过去，以后无论敌国外患如何压迫，国家的生命，已有确实的保障；如果全国上下，真能团结一致，努力准备一切，并且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将来的抗日战争，必获最后的胜利！我可以负责告诉大家，我决不怕战争，不过我要作有准备有计划的战争，我们和日本不战则已，战则必胜！」

浙赣铁路通车。此路自杭州至南昌长凡六百四十一里，贯通浙赣两省，其运输不仅有益民生，而于国防上之关系尤大。

相关人物：宋哲元　殷汝耕　冈村宁次　

出处：卷3 265-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