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17日
主持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瓦窑堡会议）[注70]。
会议主要讨论全国政治形势与党的策略方针以及军事战略问题，出席和列席会议的有：
洛甫、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李维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邓颖超、吴亮平、郭洪涛等。
会议开始张闻天作政治形势与策略问题报告，17日至19日会议就策略路线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注71]，在讨论的基础上，会议于25日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决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通称《瓦窑堡会议决议》）。
决议共分六部分：
（一）目前形势的特点，（二）党的策略路线，（三）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四）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五）党的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六）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决议》首先指出，当前国内形势最基本的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
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决议认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动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落后阶层，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知识分子已转入了革命；
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乡村富农和小地主，以至一部分军阀也有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态度以至有“参加的可能”；
“即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
因此，“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为了彻底战胜敌人，只有运用“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
即使是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以及代表不同利益的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的“矛盾与冲突”，“党亦应使用许多的手段，使某些反革命力量暂时处于不积极反对反日战线的地位”。
“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
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决议确定：
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反日反卖国贼的最广泛的与最高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实行十大“行动纲领”；
改变对小资产阶级群众、知识分子、富农、民族资本家以及白军官兵的政策。
决议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更大胆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认清当前“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要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
同时“必须更深刻的了解革命领导权的问题”，要看到：
“1927年时期的陈独秀主义在新的大革命中，在部分的党部与党员中的复活是可能的”。
张闻天起草的这个决议第二、五、六节以《目前形势下党的策略》为题编入《张闻天选集》，后全文编入《张闻天文集》（二）。
会议于23日听取了毛泽东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确定“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战略方针，红一方面军行动部署的基础应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两项任务上，行动步骤目前应作到山西去的准备。
张闻天在会议讨论时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充分肯定毛泽东报告中所阐述的红军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并以过去在上海中央时错误将其批判为“机会主义动摇”的教训向与会的同志说明这些原则的正确。
张闻天的这篇发言以《关于军事行动方针的发言》为题编入《张闻天文集》（二）。
[注70]
会址在瓦窑堡下河滩田家院（即当年张闻天住处）。
[注71]
毛泽东12月19日在致彭德怀电报中说：
“政治局会议开了三天，关于总的政治问题（形势与任务）讨论完了，真是一次很好的讨论”。
曾列席会议的郭洪涛回忆当时讨论情景说：
“开头毛泽东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
接着博古发言，不同意毛泽东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
博古引用了斯大林的话，说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
第二天毛泽东又发言反驳博古意见。”
“会议最后，张闻天做总结，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