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日

蒋中正于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报告处理华北问题之经过并论及政略与战略之运用。

附节录　讲词：

「本来所谓华北自治运动，酝酿已经很久，到上月底情势非常危急，至本月初，更是险恶万分，朝不保夕，如果不是中央派何部长迅速赶去，恐怕华北就在何部长赶到那一天已经宣布自治了。当华北情势危急的时候，因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闭幕，而常务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又没有正式成立，所以为迅赴事机起见，只得邀请林主席和五院院长共同商酌处理。照当时华北的情势看，本来已经很少挽救的希望，不过大家认定，无论如何，政府必得竭其所能尽到自己的职责，于是决定请何部长迅速北上，力图挽救，并且决定了处理华北问题的四个原则，请何部长到了华北之后，再斟酌情势，负责办理。这四个原则就是：

一、如情势许可，即就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职。否则参酌西南政务委员会现状，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

二、冀察政务委员会组织以适合北方特殊情势为标准，其委员由中央委任，并以宋哲元为委员长。

三、冀察一切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必须保持正常状态，不得越出中央法令范围以外。

四、绝对避免自治名义与独立状态。

当何部长领受上述意旨北上的时候，北方有许多人尤其是日本人当然不满意，想种种方法来阻止他，甚至已经到了半途，还有人来阻止他，不要他到北平去。但是我看当时情势不好，决心督促何部长无论有效无效，必须不顾一切直到北平，照原定方针积极处理，当然，何部长到了北平之后，处复杂险恶的环境当中，艰难奋斗，所受种种的痛苦，自不待言，一切情形，他每天都有电报来报告，现在已根据中央所定的四个原则，决定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所有委员人选，今天已由国民政府正式发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总算暂时打消。但是华北的形势，依然是很危险困难。

关于最近处理华北问题的经过情形，略如上述，现在再要附带将个人对于国事一点感想，也可以说是一点意见，向各位坦白的说一说。

我们革命从民国成立时算起，到现在整整二十四年不久就过去，现在真正到了我们国家存亡的关头，可说是我们革命另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在这个紧要的时候，我们对于国家的情势，不可不加以检讨，对于今后革命的方针，不可不从新决定。……我们革命要成功，除了主义和组织以外，一个是靠实力，一个是策略，如果我们的实力够的话，当然立刻就要收回一切失地，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但是事实上力量太不足，至今国家还没有立好基础，而且随时有被人家灭亡的危险，我们在这种情势之下，就全靠策略的运用得当，来补助力量之不足，而达到革命成功的目的。

讲到策略的运用，大家都知道有所谓「政略」即「国策」和「战略」两种。照通常的理论讲，战略一定要随政略为转移，才是正当的办法。「战略」必须与「政略」一致，然后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但是事实上的运用，我以为并不尽然。政略与战略二者实相互为用，两不可分。战略固须依据政略，政略尤须参酌战略。必须是在战略上可以行得通的政略才能实现。也必须是与政略和谐一致的战略才能成功。但这还是就一般情形而论，如果是在被侵略而且一切没有基础随时有被人灭亡的危险之弱国，那末，政略之运用，必须以战略而主。这就是说，不仅战略不能随政略为转移，而且刚刚要反转来，政略必须依据战略来决定。现在照中国的情势而论，就必须如此。若是我们不顾国法，不计国力，妄自比于国基巩固，国力充实的国家。根据虚矫空洞的政略来决定战略，或战略与政略两相脱节，背道而驰，一面唱高调，一面无定力，则政略既不能行，战略亦将失败，最后国家必至灭亡，所以我们要救亡复兴，目前第一要紧的事，就是要依据合理的战略来决定稳健的政略，一方面以政略掩护战略上一切的准备，一方面以战略达到政略上最后的成功。……兄弟以为此次五全大会以后，亟应趁此中央机构一新的时候，检讨过去失败的经验，审度当前的情形，以战略为主，来重新确定我们整个的方针。大家一心一德，按照一定的步骤，坚忍奋斗，再不可如过去之散漫零乱，因循苟且，兄弟与中央政治委员会诸同志，一定能够共同一致，决定大计，负起救国的责任，我们大家应当坚定自己的信心，勇往迈进……。」

中央政治委员会议通过以蒋作宾为内政部长，张羣为外交部长，孔祥熙为财政部长，王世杰为教育部长，吴鼎昌为实业部长，顾孟余为交通部长，张嘉［璈］为铁道部长，何应钦为军政部长，陈绍宽为海军部长，黄慕松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为侨务委员会委员长。

国民政府令：特派刘峙为豫皖绥靖主任，任商震为河南省政府主席，任宋哲元兼河北省政府主席，任张自忠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

相关人物：孔祥熙　王世杰　何应钦　宋哲元　商震　陈绍宽　陈树人　黄慕松　刘峙　顾孟余　张自忠　张羣　蒋作宾　林森　吴鼎昌　张嘉璈　

出处：卷3 255-2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