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01日
为阐述11月28日《抗日救国宣言》精神撰写《拥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抗日宣言》一文。
文章发表于同月05日出版的中共西北局机关报《斗争》第七十六期，署名洛甫。
文章指出：
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与蒋介石的卖国“大大的扩大了民族革命斗争的群众的与社会的基础。
现在不但更多的更落后的部分工人、农民、士兵参加斗争，而且广大的中间阶层、小资产阶级群众、知识分子，也卷入了革命的潮流。
甚至许多商人、资本家、中下级军官，以及某些军阀官僚也开始动摇或表示同情于革命，或直接参加斗争。”
文章说：
“集中主要的兵力于一个突击的方向，不但是军事学上的基本原则，而且也是政治学上的基本原则。”
我们发表这一宣言就是“为了要集中一切力量，去反对全国人民的主要敌人”。
文章再次强调：
“教育我们的同志，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文章解释说，宣言同1933年01月苏维埃中央政府与军委关于三个条件的宣言相比，“联合行动范围却是大大地扩张了。”
因此，这个“愿意同所有抗日反蒋的人民、社会团体、政治派别、武装部队共同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的宣言，应该看做是“在民族危机进一步深入的情形之下，苏维埃中央政府与军委所采取的新的步骤”。
文章还指出：
“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之下，关门主义成了我们党内最主要的危险。”
因此提出必须同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开展最坚决的斗争。
“只有我们的同志抛开一切教条”，“投身到群众中去，领导他们的斗争，同他们的领袖进行一定条件的联合与妥协，活泼的运用下层的以至上层的统一战线，依照群众自己的政治经验，把斗争提到更高的阶段，我们才能团结最广大的群众在我们的周围，取得我们的领导权。”
最后文章强调：
“只有坚强的布尔什维克的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而“苏维埃与红军”则已经是“中国革命中最主要的因素”。
这篇文章的一部分节录以《关门主义是党内主要危险》为题编入《张闻天选集》，后全文编入《张闻天文集》（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