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

昨天，我拜访了郭泰祺。他心情不好。这不奇怪。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河北省，包括北平和天津，意图攫取察哈尔和绥远，并计划将影响力扩大到黄河——而且没有人着手阻止他们。南京束手无策，甚至不敢向国际联盟或《九国公约》成员国提出上诉，以免进一步激怒日本。美国只是“观察到”在中国北方地区发生的事件。郭泰祺拜访了范西塔特，并在南京的指示下告知了中国的情况。此外，他主动提请范西塔特注意日本违反了《九国公约》。范西塔特没有作出承诺，只是强调英国政府将于7月下旬或8月初派财务顾问李滋罗斯到中国审查情况，并制定对中财政和经济援助的措施。不过，郭泰祺怀疑，如果日本反对，英国人是否会真的提供这些援助。……

【（英）加布里埃尔·戈罗德茨基编注】

1934年春，日本政府警告英国，它无法容忍自己以外的国家干涉中国事务。而胡萝卜是一份改善两国经济关系的提案。被外交部解雇的内维尔·张伯伦（当时他已任财政大臣）向外交部施压，要求达成协议，他坚信英国现在“有一个很棒的机会大赚一笔，我非常希望不要错过它”。三年后，他几乎用同样的说辞来表明应与德国达成协议。然而，外交部却坚持认为，“我们和日本达成的任何协定，即使带有互不侵犯保证，都会引起中国人的强烈不满，他们更多迁怒于我们而非日本”。对东京进行侦察后，外交部及时发出警告，说日本“蓄意捏造一份英日非正式协议……这一切都是一个陷阱……日本人当下的心态是，友谊是给予和索取的平等交换，我们给予，他们索取。而且我相信，如果现在接受他们的提议，我们就会犯最高等级的政治失误，后果可能非常严重”。从迈斯基的日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英国的政策仍在摇摆：要么与日本联合起来对抗中国，要么单方面向中国提供贷款以对抗日本。1935年6月，政府重组后任命塞缪尔·霍尔为大臣。他是张伯伦的崇拜者，上任后立即表示：“难道我们不该考虑在中国采取更多积极政策的可能性吗？例如这样一份协议：我们应该接受日本在中国北方地区占优势这一明显的事实，从而巩固我们在南方的地位……难道没有办法既与日本人就势力范围达成协议，又让我们保有一些讨价还价的筹码吗？”

这种做法令张伯伦高兴，却让外交部极度厌恶。尽管日本人确实忙于控制中国北方地区，但这种控制没有得到公开承认，只有在极其必要的情况下才能用来讨价还价，但外交部希望永远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同样，霍尔不反对张伯伦在1935年7月制定的计划——以伪满洲国的税收为担保向中国提供贷款——如此一来，这一“国家”的存在将不仅被英国，也被中国认定为事实。7月31日，张伯伦写道：“我已经和外交大臣讨论过这个建议，我们都完全同意应该推进这一方案……”

在张伯伦的鼓励下，霍尔不打算让他的常务官影响他的行动方向。政务次官斯坦霍普勋爵声称自己“一点儿也不相信任何中国政治家，但是无论他们有多腐败，都不敢在一份承认伪满洲国的文件上签字”。霍尔坚持说：“我非常不希望我们对这个提议采取消极或苛责的态度。每一种可能的行动都会招来反对意见。任何不作为的建议也会招致同样强烈，在我看来可能更强烈的反对意见。”然而，尽管霍尔热心地支持，张伯伦也不可能单凭意志力实现这件不可能的事，也不可能仅仅因为某一政治路线是合理或明智的，甚至有利的，就迫使中国或日本遵守它。向中国提供贷款的提议一直拖到1938年，因为这实在太难实施了。

【编注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