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日

空实实互用也，无空的无以发生实的，无实的无以表显空的，故无理论无以发生事实，无事实无以表显理论。 复崔铭臣函——达道达德行之惟诚 铭臣鉴： 函悉。执事因遭母丧，灰念读书，录以助我，甚感。达道达德行之者惟诚，所论尤切，此覆。山启二月十日。 附：崔铭臣来函 总座大人钧鉴： 顷阅报战钧座于守制期间庐墓而处，一则离宅居住不致触目伤心，可稍减痛感。二则从政以来，非特无暇读书，亦且无暇思过，今处此凄凉惨淡之境，痛思己过，加以克伐。又日与赵总参议往复函商智仁勇三达德与义利之分、生死之辨，以及做人治事之道，反复诵读，益知钧座道根天成，造诣深邃，迥非他人所能企及也。窃以为儒家言道言政，皆植本于仁，发端于孝，而其施厚薄以为强弱浓淡，故爱类观念必先发生于其所最近，吾家族则爱之，非吾家族则其爱差焉，同国之人则不忍。异国之人则不忍之心亦差焉，由所爱以及其所不爱，由所不忍以达于其所忍。孔子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皆善推其所为，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循此途经使同情心日渐扩大，即仁之至也。仁者之人，意诚身修，民胞物与，以天地为心，为万民立命，如日月之行乎中天无不照也，如江河之行乎大地无不润也，如此境界与天地同体，何忧之有。孔子曰：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樊迟问知，子曰知人。孟子谓知者无不知也，急务之为急。可见欲知之明，毫无疑惑，则格物致知之外，忧须在诚意正心修身处作功夫，否则，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心与身为物所蔽。如行之次第，则由己及人，由亲及疏，由近及远，始于事亲，推而至于昆弟夫妇君臣朋友。惟其以孝为先，故修身为极要。大学云：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物格知至以至修身，明明德之事也。自齐家以至平天下，新民之事也。故必吾人之本体虚灵不昧，明无不照，自能应万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以吾之明德，推而至于人人，涤其旧染之污，明其固有之德，使天下之人各有所当止之处，行讲习讨论之事，存省察克治之功，则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成矣。今欲明明德而首要之功夫在诚其意，慎独毋欺为诚意之本，不愧屋漏则理直而气壮，心安而身泰，不忧不惧之基础立矣。司马牛问君子，孔子告以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君子矣乎。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人不自欺，内省何疚，心地光明，自然无往不宜。心为一身主宰，不为愤懑恐惧忧患所移，则心得其正。有善于己然后可以责人之善，无恶于己然后可以正人之恶，以自己光明正大之同情心推而广之随其亲疏。入云雾之中，行径不识，方向莫辨，乌能用之不惑。今欲牖启其知跻于不惑之域，则必意诚心正身修，使忿懥忧患不足以动摇，利禄声色不足以引诱，如一潭清水鱼藻毕见一大圆镜，邪正自分，何惑之有。孟子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解释之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夫吾人本体之光明拳拳弗失，而又充之以浩然之气，则处患难处困厄甚至生死关头皆不足以易其操，故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又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勇者气充天地，复可惧哉。中庸曰：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诚而己矣。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体此也，勇所以强此也。我国古先哲王设五常以敦教化，研修己以明明德，必有诸内而后形诸外，有诸己而后非诸人。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此为求知仁勇必由之阶段。至于用力日久，则一旦豁然贯通，则吾之心体大放光明，因应相宜，自能至不忧不惑不惧之地步：义利界限，生死关头，皆不足以动吾之一念，而应如何便如何，方能做到。儒家学说之根本精神在此，而其伦理政治之出发点亦在此矣。铭去秋适遭母丧，意念俱灰，每取经书读之，藉以排遣而仍不能有释于怀。今闻钧座庐墓守制，益增思母之念，及读钧座与赵公之函，更有感于心而不能自已也。谨此奉禀，伏乞钧裁。叩请礼安。崔铭臣叩上二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