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

今天，我参加了古老行会组织（已有六百年历史）——虔诚的文具商和报纸制造商公会的晚宴。

我以为晚宴会伴有一些非常古老的习俗，但我失望了。这次晚宴和其他的一样，无疑有避不开的甲鱼汤，只有餐厅的彩绘拱形窗户显示着过去。说错了，还有《爱杯》，但我在市长大人的宴会上已经见过这幅画。不过，客人们却带来了一股中世纪的怪异气息。我右边坐着马歇尔勋爵（一位大出版商和伦敦前市长大人），自豪地宣称他已经在这个公会工作了五十五年！

“会员身份是否世袭？”我有点困惑地问。

“不，”马歇尔勋爵回答说，“不世袭。我在我的行业成为学徒后，就加入了公会。”

我旁边这位已经七十岁了。坐我左边的是韦克菲尔德勋爵，他是重要的石油工业家、著名的慈善家和伦敦高级市政官。他也是七十岁左右（马歇尔的同学！）。这位大英帝国时代德高望重的人物告诉我，大约三十年前（一个真正的英国时间跨度！），他计划访问圣彼得堡，甚至订好了票，却在最后一刻突然收到一封电报，称“俄罗斯发生瘟疫”。自然地，他决定取消旅行。也许现在是时候去旅行了？……我支持他的打算。

“告诉我，”他继续说，擦了擦额头，似乎想起了什么，“你们好像有个人……列宁……他真的绝顶聪明吗？”

“是的，我向你保证，”我微笑着回答，“但不幸的是，他在1924年就去世了。”

“死了？”韦克菲尔德听起来很失望，“真的？……我不知道是这样。”

可见英国资产阶级精英对苏联事务有多么了解！

真是带些中世纪的意味！……

从去年开始，威尔士亲王担任公会主席（或主持人）。我们的“朋友”坎特伯雷大主教，为了向王子致敬而机智地敬酒（必须要说的是，大主教是一位杰出的晚宴发言人），王子以常规礼节回应。然后，大家转移到吸烟室。在这里，作为主人的王子，认为自己有责任与在场的每一位外交官成对进行外交礼节交流，我意外地与他进行了长时间不合时宜的严肃对话。首先，他问我是否必须发表很多演讲。我对他的演讲予以称赞时，他却有些尴尬，开始谈论英国过去和现在最优秀的演说家。他列举出已故的伯肯黑德勋爵、史末资将军和劳合·乔治，但没有提到麦克唐纳。他提到首相时带着少许嘲弄：“你知道，他就根本不是这样的……”……然后他转向国际政治，详细谈论战争的威胁和复杂的国际形势，最后得出结论：没有人想要战争——英国不想，法国不想（“她只可能因战争而有所损失！”），甚至德国也不想。我对德国和日本的和平意图表示怀疑。王子并没有反对，但他强调说，英国只为和平而努力，军国主义思想与英国民族精神是不相容的。……就我而言，我说苏联的外交政策是和平的政策，我很高兴听到威尔士亲王说英国寻求同样的目标。王子听了很高兴，他一再说没有人真的想要战争，而且和平力量远比战争力量强大。但我评论说，战争的力量，尤其是军火制造商进行了更高效地组织，因此战争的威胁确实非常严重。……他在谈话的最后询问我的经历，于是我描述了自己的外交生涯。他接着问：“你在哪里学英语？”我回答说，在1912—1917年这五年里，我曾作为政治流亡者在英国居住。王子大笑并大声说道：“现在你是大使了！这是时代的标志。我们在一个惊人的时代里生活！”

我们聊了十至十五分钟。王子和我站在吸烟室的中央，一群诧异的外交官和以坎特伯雷大主教为首的约二百位英国知名人士站在我们周围，他们交换眼神，窃窃私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