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

范西塔特邀请我到他家里，向我简要介绍巴尔都的访问情况。英国人非常满意巴尔都的成果。英国政府已承诺支持《东方公约》计划以及《苏法互助条约》补充协定，但得基于允许德国和法国、苏联平等参与协议这一重要条件。明天，西蒙将就这一成果在众议院发言。……

【（英）加布里埃尔·戈罗德茨基编注】

导言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迈斯基于1932—1943年任苏联驻伦敦大使，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二战期间苏联少数记录日记的政要，其日记独特而迷人。斯大林不鼓励随员提笔写作。写日记是“一项危险的任务”。实际上，1953年2月（斯大林去世前两周），迈斯基因涉嫌为英国从事间谍活动被捕，他的日记及大量个人档案也被国家安全总局查获。迈斯基于1955年被赦免，之后为了取回这些文档，发起了旷日持久的行动，虽然最终一无所获。外交部以日记中载有国家机密为由拒绝了他的请求。数十年来，研究人员一直无法查阅这些日记。

机缘巧合往往是学术发现的核心。1993年，在以色列和俄罗斯联邦外交部的支持下，我发起了一个研究项目，以官方联合出版有关以苏关系的文献结项。当我查找有关迈斯基参与1947年苏联决定支持巴勒斯坦分治方案的信息，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档案管理员拿着迈斯基所记动荡的1941年的大部头日记从书库走出来时，我的兴奋之情难以形容。在苏联档案中，不曾有一份为二战及其起源提供新见解的私人文献，具有如此的广度、价值和体量。翻阅过程中，我惊叹于日记的直观和坦率，还有迈斯基敏锐、入木三分的洞察力以及出色的行文。这份日记有五十多万字，细致而直率地描绘了苏联驻伦敦大使无处不在的观察、活动和谈话。

完整的三卷本日记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附有我的大量评论和学术引证。然而，他们鼓励我制作这份精简版，以使更多读者可以读到。我的选择标准是保留叙述的特征和流畅性。因此，该版大量删减了引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完整三卷本的内容。在准备中文版时，我收录了三卷本中有关中国和东南亚的所有文献，并增加了相应的按语，使中文版成为一个独特的版本。

删节部分用加粗的省略号表示，迈斯基自己使用的省略号则没有加粗。当迈斯基使用英语单词（或短语）时，该词以楷体显示，或下加波浪线；当迈斯基强调某一短语时，会在该处使用下划线。

我还有幸查阅了迈斯基的个人相册，本书复制了其中一些图片（有许多反映了日记中描述的事件）。它们常常能反映文字所无法传达的信息。我非常感谢阿列克谢·D. 沃斯克列先斯基博士，他是迈斯基的侄孙和继承人，允许我与读者分享迈斯基非常个人的、有时是私密的视角。

迈斯基的日记是一份私人日记，不像各地必须提交给外交部的那种官方大使“日志”，这证明了私人的友谊、冲突和较量在早期苏联政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超越了政策和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它说明，若不求助于能揭露未知私人关系纽带的人为因素，就无法恰当描述苏联的社会和政治。实际上，无论文化差异多么明显，这本日记就像佩皮斯日记那样，敏锐地观察了英国的政治和社会景象，添加了一些轶事与八卦。与丘吉尔一样，迈斯基也出人意料地赞扬“伟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他进一步承认事件的独特性。他不否认“‘个人’对伟大事业的贡献”；他在致外交人民委员格奥尔吉·契切林的信中公开辩称，人们“几乎不能否认‘个人’在历史中可能或能够扮演某种角色。有时甚至不是次要的角色”。他提醒契切林，“只要记住伊里奇在我们的革命中意味着什么就够了”。

迈斯基显然意识到自己在塑造历史中的中枢作用。他描述了1941年9月与丘吉尔的一次重要会面，当时莫斯科的命运悬而未决：

我在约定时间的前一刻钟离开家。明月当空，形状奇特的云朵从西向东快速移动。当云朵遮蔽月亮，月光将云层的边缘染成红色和黑色时，整个画面显得阴郁而不祥，仿佛世界正处于毁灭的前夜。我沿着熟悉的街道开车，心想：“再过几分钟，一个重要的，也许是决定性的历史时刻将会到来，这会对我们产生深远的影响。我能应对自如吗？我是否拥有足够的意志力、力量、机智、敏捷和智慧，为了苏联和全人类，尽力扮演好我的角色，并取得最大的成功？”

这本日记跨越了一个充满戏剧性且至关重要的时代，涵盖了广泛的主题，显然是写给后人看的。迈斯基发现自己处在事件最前沿，他相信（比其他人早得多）这些事件可能把欧洲卷入世界大战。他详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苏联外交政策的转变，以及加入国际联盟和坚持“集体安全”的动机。正是迈斯基最先警告莫斯科注意绥靖的危险。他热切地试图协调英苏利益。然而，当张伯伦于1937年出任首相时，在莫斯科大清洗的背景下，他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1938年的大量日记记录让我们深入了解慕尼黑会议之前发生的事件及其对集体安全的毁灭性影响，以及迈斯基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的个人与政治命运。1939年的日记反映出迈斯基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孤注一掷，加速促成苏联、英国和法国之间达成三方协议，有意阻止苏联走向孤立。日记显示他发现自己经常与本国政府意见不合，这种分歧于4月21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一次激烈会议中达到顶点，他和李维诺夫都遭到严厉批评，并导致后者于两周后被解职。日记进一步揭露了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外交官陷入的困境，也见证了英国从和平向战争的过渡。同时，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担任苏联驻东京大使馆的参赞后，迈斯基高度关注远东地区日本扩张主义对苏联和中国构成的威胁，并呼吁中苏两国建立紧密联系。他显然没有以欧洲中心论看待国际社会，这本日记也见证了他在塑造俄罗斯远东政治方面的影响力。

作为一个消息灵通的局外人，迈斯基对伦敦大轰炸时期的伦敦，以及他与丘吉尔和艾登频繁密会的描述同样引人入胜，其战争回忆的意义无比重大。记录与大使的会晤是外交大臣的惯例，但这不适用于首相。因此，二战前和二战期间，迈斯基和丘吉尔之间的许多重要对话记录在英国档案中都找不到。所以，唯一保存下来的记录是迈斯基及时、详尽的日记记录和他发给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更为简明的电报。这本日记因此成为不可或缺的资料来源，取代了史学家们迄今所使用的具有倾向性的、不完整的回溯记录。毫不夸张地说，这部日记改写了一些我们自认为了解的历史。

对英国社会、政治家、王室、作家和艺术家的深刻观察及其轶事用这些相互交织的故事（有时是有趣地）突显出来，使历史叙事更加生动。迈斯基对散文和诗歌创作的强烈爱好表现出他难以控制的自我表达冲动，其结果是文学与历史的融合。他回忆说：

我从小就喜欢文学。小时候，我喜欢写日记，并与亲戚朋友通信……我还记得，我总是在创作或描述一些事物——雨后的森林、救护站、切尔诺卢奇之旅、离鄂木斯克不远的一块松木等。长大一些后，我尝试在日记、学校课程文章和时事文章中施展拳脚。

迈斯基晚年向同样怀有文学抱负的费边社社员比阿特丽斯·韦伯坦承，“他不喜欢外交工作；他和他的妻子在学术或专业领域，在教室、图书馆或实验室会更加幸福”。的确，当七十岁的他被监禁时，他写了一部扣人心弦的小说《近和远》。

迈斯基更有天赐的非凡记忆力，加上敏锐的心理洞察力、强大的观察力和永不满足的好奇心，这让他成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各种戏剧性事件和人物最敏锐的见证人之一。他说道：

长期的外交实践，使我的记忆力训练得像感光片一样，可以毫不费力地翻印所遇之人的全部特征。他们的外表、言语、手势和语调被迅速记录在感光片上，形成清晰、详细的图像。初见他人，我经常会立刻在心里对其得出结论——积极还是消极，有无资历。

作家、外交官、日记作者哈罗德·尼科尔森在给迈斯基的一封信中回忆说：“您过去常常在议会的走廊上和蔼地俯视我们，如同生物学家研究水箱中蝾螈的习性那样。”

一战期间，迈斯基流亡伦敦两年，随后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担任大使馆临时代办两年，之后担任苏联大使十一年，他的交际圈很广泛。与英国高级政治家和行政官员，以及与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亲密关系是他的完美优势。他的对话记录除了五位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拉姆齐·麦克唐纳、斯坦利·鲍德温、内维尔·张伯伦和温斯顿·丘吉尔，还包括英王乔治五世、爱德华八世，以及一群令人印象深刻的著名人物，例如安东尼·艾登、哈利法克斯勋爵、比弗布鲁克勋爵、西蒙勋爵、南希·阿斯特夫人、塞缪尔·约翰·霍尔、赫伯特·莫里森、克莱门特·艾德礼、西德尼·韦伯和比阿特丽斯·韦伯、休·道尔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约翰·斯特雷奇、罗伯特·范西塔特、约瑟夫·肯尼迪、哈里·霍普金斯、扬·克里斯蒂安·史末资、扬·马萨里克、萧伯纳和赫伯特·乔治·韦尔斯等。

比弗布鲁克、劳合·乔治、艾登和范西塔特等英国政治家和官员与苏联大使公开、坦率的交谈令人震惊，有时他们对苏联事业的同情比人们想象中的还要多。比阿特丽斯·韦伯曾说，“在她看来，资本主义制度还剩下二三十年的生存时间”，而丘吉尔的知己布伦丹·布拉肯则说，他“对资本主义的未来没有把握……世界正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胜利，即使不完全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在他们一次私人的非正式谈话中，艾登这样回应迈斯基关于资本主义是“一股已经衰竭的力量”的粗略评论：

是的，你是对的。目前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过时了。用什么来取代它？我无法确切地说出来，但它肯定会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国家资本主义？半社会主义？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我不知道。也许这将是一种特别纯粹的英国式“保守社会主义”。

西方政治家围绕二战的回忆录和日记多如牛毛，而苏联方面的却异常匮乏。在俄罗斯出现的重要回忆录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军方撰写的。由于私人回忆匮乏，迈斯基的一系列回忆录（有选择地引用了他的日记）成为历史学家再现苏联政策所不可或缺的资料。虽然这些回忆录引人入胜，但它们是在冷战高峰期的后见之明中完成的，存在很大的争议和误导性。这就是他毫无准备的自发的日记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原因。回忆录认为苏联的外交政策在道义和政治上是正当的，但掩盖了有争议的问题，而日记则传达了直观的、远没有那么偏颇的印象。

迈斯基在日记中坦率地描述了长驻伦敦担任大使的经历，确实扣人心弦。十九世纪初，英国外交官斯特拉特福德·坎宁曾预言，舆论可能会变成“较之人类历史上所有付诸实践的行动更为巨大的力量”。他的法国同僚朱尔·康邦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建议大使在充分了解一个国家的过程中，不应局限于与部长级官员的接触，有时他可能会发现“即使是与社会地位很高的妇女的友谊也有大价值”。但实际上是迈斯基开启了一种革命性外交风格，这在当时激怒了他的许多对话者，后来却风靡一时。在“公共关系”这一概念几乎不存在时，迈斯基就是一位技巧高超的公关人，他从不回避与反对派团体、下议院后座议员、报社编辑、工会会员、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密切合作。

迈斯基以高超的技巧结交了英国新闻界一部分重要人物。他几乎读遍了全英国的日报和周报。他曾经夸下海口，只要他愿意，他随时可以在《泰晤士报》上发文。一位美国记者评论说，“他对思想和情感的每日变化的实际把握，以及对整个战争的所有细节温和而不失冷静的思考”，使他成为“伦敦最能干的观察员之一”。迈斯基告诉他的朋友比阿特丽斯·韦伯，一个大使的目标“是与他被派往的国家（无论王室还是其他方面）的所有精力充沛之人关系亲密，进入各种有影响力意见的党派或圈子，而不是把自己封闭在其他外交家与核心领导的圈子中”。当然，他首先是自己政府的代理人，但当他以平静的、时而幽默的方式说话时，给人的印象总是“以个人身份说话，而不是仅仅记录其领导人的声音”。

讨好新闻界大亨比弗布鲁克勋爵当然有好处。他的《每日快报》称赞斯大林是作为苏联国家利益而非世界革命理念的捍卫者崛起。1936年秋，比弗布鲁克提醒迈斯基，他的报纸对斯大林持“友好态度”，并承诺“我控制的所有报纸都不会做任何事或说任何话可能干扰到你任期内的事情”。1939年，比弗布鲁克通过迈斯基安排了他的一个年轻记者去俄罗斯。这位记者给大使写信说，“他在所有的政治观点上都追随领导人的脚步。当然，人们也常说领导人是跟着迈斯基走的”。最终，比弗布鲁克在1942年成为第二战场的热烈拥护者。

劝说经常能得到回报。迈斯基写信对比弗布鲁克说：“我冒险履行对你的承诺，希望我寄来的俄国伏特加样品能满足你的口味。我相信我的妻子跟你说过俄罗斯有一种叫‘扎彭坎卡’的利口酒，她随信附上一个样品，希望你会喜欢。”

外交人民委员部非常沮丧，因为“没有对（迈斯基）施加任何限制，阻止他漂亮地完成任何他喜欢做的事情”，而且他“已经且非常充分地利用了自由访问所有内阁大臣和其他人的权利”。然而，常务次官亚历山大·卡多根很不情愿地承认，“至今还不可能发现迈斯基先生的任何个人嗜好，虽然他收到大臣或首相的礼物会感到高兴”。事实证明，官方的抗议也同样无效。

意识形态偏向驱使迈斯基寻求与伦敦金融城特别密切的联系，他认为这里控制着英国的政治。他一到伦敦，就请他的老朋友H.G.韦尔斯组织一次“与‘几个聪明的银行家’的非正式会议……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好好谈谈”。韦尔斯照办了。他敦促布伦丹·布拉肯，“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满足迈斯基的病态渴望：打银行家板子，以教名称呼他们”。《每日先驱报》的编辑弗朗西斯·威廉姆斯回忆说，他对大使馆里那次私密的美味午宴上，关于伦敦戏剧和文学“非常愉快而文明的对话”感到猝不及防。然而，当这位“看起来英式的管家”停止讨论，让大家喝咖啡和白兰地时，迈斯基就说起了他对威廉姆斯《都市》专栏的敬意。威廉姆斯承认，当迈斯基发现德国人在伦敦金融城的贸易范围后，继续向他打听伦敦金融城整体前景及其对英国政府的影响时，他“有些不舒服”。正如他后来所承认的那样，他意识到，“俄罗斯人正以最微妙的方式探察我有多‘可靠’”。

和现在一样，当时对俄罗斯及其人民存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这是十八世纪以来英俄关系最致命的一点，使迈斯基在伦敦的地位岌岌可危。俄罗斯传统的排外主义观点帮不上忙，而苏联革命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妖魔化倾向又加强了这一观点。迈斯基虽然被普遍赞誉为可能是圣詹姆斯宫最杰出和最有见识的大使，但却遭到了近乎敌视的怀疑。长期的不信任和相互猜疑对他成功完成使命构成巨大障碍。此外，他在人民中享有的广泛声望也成为高层“恼怒和蔑视”的根源；在高层，他经常被称为“那个鞑靼犹太小个子”。

哈罗德·尼科尔森曾参加迈斯基在苏联大使馆举办的午宴，他的印象是对这一英式看法和根深蒂固的反东方种族观点的生动描绘：

开门的是一位戴软领、留浓密短硬黄胡髭的绅士。他把我带进了一个无比恐怖的房间；在那里，迈斯基先生热烈欢迎我……我们站在阴森的前厅，有人给我们提供软木塞雪莉酒。其间，一个留黄胡髭的男人和一个倒胃口的农家女把餐具和香蕉搬进了后面的房间。

然后，我们在冬季花园里进行午宴，那里比起花园更像冬天。我们从鱼子酱开始吃，一扫而光。然后我们吃了一些浸渍鳟鱼。我们又吃了私人养老院里称为“果冻”的东西……在整个用餐过程中，我觉得这一切极为熟悉。这当然不是我记忆中的俄罗斯。然后，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东方。他们假装是欧洲人……他们已经变成了东方人。

与后来“斯大林外交学派”所特有的拘谨和严厉方式不同，迈斯基和阿格尼娅齐心协力，尽全力表现出绝对的友好来影响英国公（此页缺失）观点相当开明“。和她的丈夫一样，阿格尼娅似乎也被伦敦生活的舒适和光鲜亮丽所吸引。赫伯特·莫里森观察到，她”很享受在伦敦的生活，因为她欣赏伦敦人，喜欢他们的生活方式。我记得在苏联大使馆的一次招待会上，当她请我教她兰贝斯慢步舞时，我尽我所能教会她。她一直记得这件事“。

从迈斯基日记中收集到的最令人惊奇的信息是，即使在斯大林最残忍的威权主义下，大使们仍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他的许多倡议被作为政策采纳，有时甚至与克里姆林宫的主流观点相悖——最显著的例子是他在1939年初不遗余力地支持与西方举行三国同盟会谈，以及1941—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运动。为了达成目的，迈斯基常常不得不把他的想法归功于他的对话者，尽管档案显示是他发起的。我在评论中提请读者注意这些例子。一个典型例子是，在经历令人恼火的《慕尼黑协议》后，迈斯基试图阻止斯大林向孤立和纳粹德国走去。

他尝试阻止斯大林和李维诺夫从西班牙撤退，但不怎么成功。在1938年10月1日的记录中，他描述自己建议政府坚持集体安全时，引用了与劳合·乔治（被他操控得很好）的一次谈话，乔治显然在大声疾呼：“无论做什么，只要不离开西班牙就行！”乔治还进一步敦促说：“对苏联来说，孤立主义是一项糟糕的政策。”迈斯基很早就针对苏联大清洗运动对英国舆论的影响发出警告，提议应该通过公开审判实现正义。后来，他又警告莫斯科，军方清洗对缔结三国同盟的前景产生了严峻的影响。他还策划了破天荒的1935年艾登莫斯科之行以及与斯大林的会晤，他更倾向选择艾登而不是当时的外交大臣西蒙勋爵。早在1937年底，迈斯基就向斯大林建议如何对待绥靖者：“让‘西方民主国家’在侵略国问题上亮出底牌。我们为他们火中取栗有什么意义呢？务必想方设法共同战斗，绝不给他们当炮灰！”斯大林确实在1939年3月的著名演说中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了大使的观点和表达。他在伦敦的全盛时期，在德国进攻俄罗斯后，在克里姆林宫遭受攻击陷入瘫痪时，正是迈斯基打造的同盟驱使丘吉尔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并为1941年7月罗斯福的得力顾问哈里·霍普金斯访问莫斯科、同年12月艾登的访问以及1943年8月丘吉尔首次访问莫斯科铺平了道路。

由于迈斯基写日记的环境特殊，必然需要对日记中的空白和缺失进行重构。而且，只有揭开日记的写作背景，日记才有意义。这就需要我对俄罗斯和西方的档案进行详尽的研究，还必须将这些记录与他的对话者所制作的私人和官方会议记录并列，将他的官方报告与日记记录作进一步核对。三卷本完整日记和评论包含了详细的参考资料，以及所查阅的档案来源的完整清单；主要收集的是外交部、首相办公室、参谋长和联合策划者、军事情报部门的档案，以及外交部放在英国国家档案馆的各种私人收藏文件。在华盛顿国家档案馆查阅的文件来自国务院和陆军部，以及政府其他部门。通过不懈的努力，我成功获得了大量俄罗斯档案资料——大部分在俄罗斯外交部档案馆，有些在军事档案馆和总统档案馆——以及最近收入国家档案馆的斯大林的文件。我查阅了大约八十份私人文件，主要关于迈斯基、丘吉尔、比弗布鲁克勋爵、拉·巴特勒、亚历山大·卡多根、斯塔福德·克里普斯、戴维·劳合·乔治、哈利法克斯勋爵、哈里·霍普金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乔治·马歇尔将军、罗斯福总统、亨利·史汀生、阿尔伯特·詹姆斯·西尔维斯特、罗伯特·范西塔特和比阿特丽斯·韦伯。此外，我还对广泛的文献印刷品材料、日记印刷品和二手资料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三卷本将充分采纳这些资料。

日记中第一次出现的个人会以脚注形式作介绍。通常情况下，脚注介绍的是个人在日记涉及的时期内所担任的职务。为了帮助读者掌握大清洗运动对外交使团的影响，我们试图追溯伦敦大使馆工作人员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遭到大清洗的老干部在镇压期间的命运。

苏联外交官的诞生

1884年1月7日，在靠近下诺夫哥罗德的基里洛夫的一个俄罗斯古镇里，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利雅克维斯基在一个贵族城堡的舒适环境里出生，他父亲是这家儿子的家庭教师。迈斯基（意为“五月之人”）是他在1909年流亡德国时用过的笔名。迈斯基在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州度过他的童年时光，曾在圣彼得堡学医的父亲在那里任卫生官员。迈斯基倾向于隐瞒其父是犹太波兰人后代这一事实。在美好的童年回忆录中，迈斯基用了很长的篇幅强调家里的无神论氛围，但他也指出，“表面上，我们被想当然认为是东正教徒……作为一个男学生，我不得不在课堂上学习教义问答，参加周六的晚课和周日的弥撒，复活节前雷打不动地去神父面前忏悔”。尽管如此，迈斯基仍难摆脱其“犹太人形象”。无论在英国还是苏联，他都被别人视为犹太人。俄国著名历史学家叶夫根尼·塔尔列的外甥记得，他姨母马内契卡“对‘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受到提携的犹太人很敏感，向我吐露，她认为迈斯基的真名不是‘迈斯基’，更不用说‘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了：他很可能叫‘伊萨克·莫西维奇’”。迈斯基在英国最亲密的朋友之一，犹太左翼出版商维克多·戈兰茨记得，迈斯基经常讲“源自犹太人的精彩故事，却称之为亚美尼亚人的。他也喜欢听我讲故事，说这些故事也源于亚美尼亚人”。

迈斯基父亲“隐秘的爱”和“灵魂的动力”是他“对科学的热情”。对迈斯基来说，父亲是令人敬畏的榜样，是启发他永不满足的智识倾向和好奇心、敬业精神和无拘束抱负的源泉。迈斯基父亲的刻板与母亲纳德兹达·伊万诺娃（其娘家姓氏是达维多娃）较为内敛的性情相互缓冲。她是一名乡村教师，具有强烈的文学和艺术倾向。在他的回忆录中，迈斯基深情描绘她，“具有胆汁型性格——活泼，多变，急躁，健谈……她自有独特之处和某种魅力，这让人们被她吸引，也使她轻易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迈斯基早年沉迷于文学。家中塞满书的书架上摆放着装帧精美的莎士比亚、拜伦和席勒文集，以及知识界激进派作家，如涅克拉索夫、杜勃罗留波夫、赫尔岑和皮萨列夫的作品。迈斯基对当时的文学与艺术的目的、现实主义与审美主义的激烈争论有充分的认识。尽管多年后出于明显的原因，他站在了“功利主义者”一边，但年轻时的他不加批判地热切阅读了“一堆堆书籍和期刊”。迈斯基对自己一生的向导与同伴海涅分外着迷，他将海涅的肖像悬挂于桌前。刚满十六岁的他在给堂妹兼知己伊莉莎薇塔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对海涅的钦佩：

我从未见过比海涅更美好的面孔。我每天都在他身上发现越来越多的卓越之处，我确信这位永远在讽刺、永远在怀疑的十九世纪的阿里斯托芬是最伟大的天才之一，也是人类，尤其是我们同代人灵魂的最伟大的审判官之一。海涅代表了人性。其他人从未像他那样如此完美地展示人性。他身上体现出人性中的好与坏，显示出人类世界广阔而复杂的全貌，以及其中所有的苦难与悲伤、愤怒与不平。

家中的文学氛围提高了迈斯基敏锐的观察力，而后者得益于其丰富的想象力与好奇心。这塑造了他浪漫又富有艺术气息的复杂个性，同时，他也受到“理性、科学、知识，以及人类有权成为世间生命之主”的信念支配。小说打开了面向欧洲的窗户，唤起他对旅行的渴望和对地理的兴趣，一度助他在流亡生涯中逐渐形成世界性的人生观。这种独特的求知欲在接触鄂木斯克港喧闹的生活环境时得到强化。迈斯基在那里度过了很长一段闲暇时光，他漫步于码头和汽轮上，“看着眼前的一切，听着，嗅着……我听飞行员和水手们讲工作和冒险的故事，以及他们游历过的遥远城镇和地方”。

在重述革命往事时，迈斯基会在不久后发现家族的叛逆倾向——神职人员中的一个异议者，他脱离正轨，在十九世纪中叶加入某个革命圈子。迈斯基也会声称自己的父母同情民粹派运动：母亲“走向人民”；父亲与就职医院的当权者发生冲突，因为他在1905年未能阻止年轻的军医学员表达革命理念。迈斯基十分重视与他的艺术家叔叔M. M.切莫达诺夫建立的特殊关系。切莫达诺夫在一个偏远的地方自治会当医生，曾轻度参与革命运动。然而，核心在于，迈斯基的背景与所受的教育是典型的职业中产阶级，缺乏政治意识。

十七岁的迈斯基从当地高级中学毕业并获金质奖章，之后在圣彼得堡大学就读历史和文献学专业。他的文学才华大约在那时被注意到，他的第一首诗《我愿成为一场伟大的暴风雨》在《西伯利亚生活》上以“新人”为笔名发表。然而，他因被捕和被指控煽动革命而突然提早结束在圣彼得堡大学的教育。在鄂木斯克，他受到警察的监视，还加入了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孟什维克阵营。1906年，他再次因参与1905年革命被拘留，并被判处流放到托博尔斯克，在韦伯夫妇《工联主义的历史》的启发下完成一部手稿。迈斯基在圣彼得堡大学学习时偶然发现了这本书。他随后向作者西德尼·韦伯和比阿特丽斯·韦伯坦承，这本书“对我的政治教育有很大启发，在某种程度上帮我找到今后要走的路”。1901年，他给堂妹写信：“我确实从未读过一本小说能像韦伯夫妇的书那样激动人心！我曾拥有的一切文学热情，现在看起来是多么的苍白、悲惨和毫无意义！”改良的费边社潮流有强烈的社会人文主义倾向，符合迈斯基的气质，并为他提供了政治理想的光源。尽管迈斯基已经与孟什维克决裂，并表现出对布尔什维克的忠诚，但孟什维克残留的影响总是挥之不去。一去到英国，他就与韦伯夫妇建立了终生的亲密联系，这一点在他和比阿特丽斯·韦伯的日记中得到充分证明。

迈斯基最终被判决流亡海外。他的回忆录里记载，在紧随苏德互不侵犯协约而来的大清洗的阴云下（当时他在莫斯科的根基还很浅薄），迈斯基称自己受研究“社会主义和欧洲工人运动”的愿望驱使而产生了移民的想法。然而，流亡对他的吸引力似乎更深远，展现出他的世界性倾向以及可追溯到童年的巨大好奇心；童年时的他常常陪伴父亲穿越遥远的西伯利亚执行任务，他父亲相信“没有什么比旅行和见识新的地方、人群、民族和习俗更有助于孩童的成长”。这个家庭迁居到圣彼得堡一年后，九岁的伊万仍着迷于“在涅瓦河畔花岗岩码头上伫立，观察芬兰船只复杂的操作、外国船只的运载和四处轻快穿梭的深蓝色甲壳虫似的小型芬兰汽船”。流亡进一步提升了他对欧洲（尤其是德国）文化持久的仰慕，正如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坦言：“我仍然对身处海外感到非常高兴。我感觉自己的心智和精神在这里得到快速而有力的成长。实际上，我最感谢的是那些迫使我离开俄罗斯土地的境遇。”多年后，他对萧伯纳坦承：“我喜欢旅游，我游历过欧洲和亚洲很多地方……每当看到人们登上火车、轮船或飞机时，我都能感受到浪漫的光晕。”

在瑞士稍作停留后，迈斯基移居到慕尼黑，当时那里聚集了俄罗斯移民和艺术家，特别是康定斯基及其社交圈。尽管与俄罗斯革命运动有联系，迈斯基仍然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及贸易协会的活动。他在慕尼黑大学取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也进展顺利，但战争阴云聚集德国致使他出人意料又命中注定地移居伦敦。这种漂泊不定的生活符合他的天性：

到德国后再去了解英国的生活方式和人民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不会介意最后住在慕尼黑还是伦敦。在去往英国的路上，我会在巴黎停留一个星期，看看这个城市……然后我会从那里直接前往英国首都。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和期待去往新国家，就让我们看看这些期待是否会变为现实。最后，我认为生活最主要的魅力在于感受印象的不断变化，没有什么能比从一个地方快速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的旅行更有助于此。

但是，迈斯基在1912年11月初次来到伦敦的心境与日后对英国的迷恋很不一样。他在俄罗斯的成长经历和在德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并没有轻易使他盲目崇拜英国的自由主义，尽管十九世纪诸多浪漫主义的流亡者都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迈斯基感觉伦敦将他“吞噬”，让他“窒息”。他不懂那种语言，觉得迷失在“巨石海洋”中。确实，这类早期的悲观印象在他给母亲的信中有所体现：

当然，从政治和社会经济的角度看伦敦会非常有趣。对于在这里过冬，我完全不感到难过。但我不想在这种地方停留太久，一想到永远留在这里我就心生厌倦。不，我绝对不喜欢伦敦！它庞大、黑暗、肮脏，让人感觉不舒服，有无数单调的、相似的小屋子，永远笼罩在浓雾中……在这里，你会数周见不到太阳，这让人非常沮丧。我现在明白为什么坏脾气会被称为英国病，也理解为什么海涅不喜欢这个骄傲的不列颠人的国度。他曾评论：“若非担心肠胃不适，海洋很久以前就将英国吞掉了。”他的说法没有太大问题，消化像英国那样的“坚果”并非易事。

在英国的那些年，迈斯基和格奥尔吉·瓦西列维奇·契切林、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后两位作为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指导苏联的外交政策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友谊极大地影响到他此后的职业生涯。这三人因为李维诺夫的未婚妻而相识。她叫艾薇，出生于伦敦，难以相信她是犹太知识分子和印度陆军上校的女儿。作为一个不墨守成规的作家和反权威者，她于伯父母艾德夫妇所在的格德斯绿地找到一份受人鄙视的工作（在一个保险公司里），并从中获得安慰。艾德夫妇是左翼思想家，他们举办热闹的知识分子晚会，革命者、弗洛伊德学派、费边社社员以及文学界人物都会来参加，例如萧伯纳和赫伯特·乔治·韦尔斯。迈斯基是艾德家的常客，这巩固了他和李维诺夫、契切林的友谊。

三人的居所相距不远，起初都在格德斯绿地，随后搬到汉普斯特德荒野。他们处在一个蓬勃发展的政治流亡群体里；该群体成员建立了彼此间的纽带，超越了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契切林曾就职于沙俄外相的档案处，他的贵族家族可追溯到沙皇伊万三世时代定居俄国的一位意大利朝臣。契切林是一位博学者，天生博闻强识。他不仅多才多艺，精通文学和文化，还是一个优秀的钢琴家，所著莫扎特歌剧之书备受赞誉。他在伦敦表现出古怪、苦行者形象，过着随性的生活。良心受到谴责的契切林最初是托尔斯泰的门徒，后倾向孟什维克主义，流亡中又加入俄国革命运动。这一短暂的政治偏向并没有影响列宁任命他为外交人民委员。他签署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这是苏联外交制度的核心。

李维诺夫的犹太人背景鲜为人知，他身上不存在知识分子的自命不凡。后来他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一丝不苟，严谨遵守外交工作的规则和礼节，对强加给他的意识形态限制几乎不屑一顾。令人惊讶的是，尽管他个人鄙视契切林的态度非常明显，两人却能和谐地工作近十年。

当他们在英国相遇时，比迈斯基大八岁的李维诺夫已赢得经验丰富的革命者名声。因此，他很自然地成为迈斯基的导师，并将后者介绍给英国及其政治机构、文化圈和更多的人。迈斯基最喜欢李维诺夫的是他拥有坚强的品格，能够把握问题的本质而不陷入细节之中，以及他对反讽的爱好。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两人疏远，这破坏了他们之后的工作关系。李维诺夫接受了列宁激进的失败主义立场，而迈斯基支持孟什维克的国际主义、和平主义立场，想办法结束一战。有段时间，迈斯基甚至对当时包罗万象的“中欧”运动这一流行思想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种思想由卡尔·弗里德里希·诺依曼传播开来，试图融合德国历史上最强大的两波运动——民族资产阶级浪潮和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浪潮。它想进一步将基督教理念与德国观念论、阶级团结的人道主义以及民主主义相结合。迈斯基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和人文主义观，因他在英国的经验而进一步增强，随着一战的持续而变得突出。他对西方文明和欧洲知识分子——大部分在前线被屠杀——的命运感到非常困扰，希望将人道主义置于任何党派的考虑之先。迈斯基回应孟什维克领导人马尔托夫的责难：

你看，战争拖得越久，交战国面临的危险就越严重：大量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学者、工程师等——将死在战场上。这些国家正在消耗它们的精神贵族。不管你怎么看，没有这些人，就不可能有任何精神的、社会的或政治的进步……当然，任何损失都让人难以承受：农民、工人等。但我仍然认为，相对来说，损失知识分子的后果最严重，因为培养这些人非常困难。知识分子是缓慢生长的果实，他们在战争中受伤，即便部分人得到救治，队伍得以恢复也可能需要整整一代人的时间。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始。一个国家出于自保，必须以保护诸如熟练的机械师、化学家和受过训练的军工人等的方式来保护知识分子。

虽然迈斯基在他的日记中（甚至在自传中更是如此）努力展现他与李维诺夫温暖而亲密的关系——这一表象使得历史学家将两者结成同伴，但有时这种关系令人困扰，因为他们的脾性难以相容。李维诺夫并没有回避曾指责迈斯基，批评迈斯基关于外交事务的文章，有几次甚至在斯大林面前抱怨迈斯基。李维诺夫一贯与人民保持距离，其中大部分原因在于他对世界性知识分子的深刻蔑视。德国退役军人和驻莫斯科大使馆资深参赞古斯塔夫·希尔格回忆说：“李维诺夫没有朋友。我与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我曾问他如何与李维诺夫相处。我得到的回答意味深长：‘你不用和李维诺夫相处。如果你没有其他选择，你只要和他一起工作就行了。’”

此外，李维诺夫憎恨那些爱出风头的外交官（迈斯基肯定是其中之一）。有人评价他说：“尊严对他来说是与生俱来的……阿谀谄媚则完全陌生。他也不能容忍其他人遭遇这些。”然而，他们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国际舞台有着共同的看法，李维诺夫也没有回避支持迈斯基，甚至在1938年庇护后者远离吞没了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压制。迈斯基一直与李维诺夫保持特殊关系，这种关系在流亡中锻造成型。他对李维诺夫在华盛顿的谈判表示祝贺，这一谈判使美国在1934年承认苏联。迈斯基写道：“也许是因你我相识二十年，也因移居伦敦后共事多年，我一直怀着非常独特的兴趣和强烈的个人情感关注着你在苏联和国际舞台的工作和演讲……我们长期以来的信任关系，让我有权与您坦率地交流一些在其他情况下看起来并不合适的事情。”

迈斯基与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芙娜·柯伦泰的关系则完全不同，迈斯基第一次见李维诺夫就是在柯伦泰的家里。柯伦泰是一个艳丽、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后来任苏联驻挪威大使，此后又任驻瑞典大使。迈斯基终生与她保持温暖的个人友谊。“我发现和迈斯基在一起很有意思，”柯伦泰在日记中写道，“因为我们不仅谈业务。他很活泼，他的眼睛、思想和感觉对生命的表现形式和各个领域都敞开怀抱。他不是一个拘泥于当下事务和问题的无聊、狭隘之人。”

在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政权后不久，迈斯基回到俄罗斯，受到亚历山大·克伦斯基的邀请，加入临时政府并担任劳动部副部长。他在政治上迅速转向孟什维克右派。由于1918年1月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以及内战爆发，迈斯基未能说服孟什维克支持设在萨马拉的委员会重新召集该议会（又称“科穆奇”）；那时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正处于斗争中。他的呼吁符合自身的信念：他在欧洲进行社会民主活动时留下了遗产，认为在内战中保持中立态度“违背了人性和逻辑”，也认为由立宪会议中的流亡者组成的科穆奇政府是一场“民主的反革命”。出于个人信念，迈斯基反抗自己的政党，并于1918年7月越过前线，加入风雨飘摇中的科穆奇政府任劳动部长。他因此成为仅有的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社会主义武装斗争提倡者。这一举动会困扰其后半生，引出他不光彩的忏悔，孟什维克斥之为“一个叛徒的回忆录”。这位“新受洗的”变节者被正式逐出孟什维克队伍，加入收容他的教会，并被打上永恒的该隐印记。

1919年，白军上将高尔察克在夺取反叛政府的控制权后，开始迫害社会主义者。迈斯基被迫再次逃离，他这次去了蒙古地区。在蒙古地区的那年，他“在马背和骆驼背上穿越成吉思汗从前的家园……在荒凉的群山和大草原中远离政治斗争、激烈的舆论氛围、党派传统和偏见的影响”，使他反思革命的本质和他个人的未来。

1919年夏天，迈斯基曾胆怯又犹豫地尝试与过去决裂，并与当时命运悬而未决的布尔什维克握手言和，但被认为悔悟得不够充分。一年后，他写信给流亡海外时结识的教育人民委员A. V. 卢那察尔斯基：

我现在认识到，孟什维克是向历史学习的有德无才的学生，怯懦地模仿着早已失效的模式，用书中的陈词滥调和公式开展思考，缺乏对生活和时代的感受的珍贵思考……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擅于大胆行动和创造，不会对过去的教诲或教条式的吩咐过于虔诚。他们灵活、务实、果断……他们在具有革命的创造性领域发出新的声音，创造新的国家形式、经济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而其他人缺乏实践的勇气。

观其一生，特别是在“大恐怖”的黑暗日子里，迈斯基与孟什维克的早期联系，尤其是他在内战中扮演的角色（在回忆录和著作中精心掩饰的部分），给他的一生及其在莫斯科的公信度蒙上巨大的阴影。他构建了一套转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解释，并把它送到卢那察尔斯基那里，为自己刚开始没有承认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合法社会主义革命赎罪，但掩盖了包含在这一转向中永远无法完全消解的灵魂探索的痛苦。

迈斯基的内心冲突反映在《高峰》中，这部四幕剧表达了他思想中永恒的浪漫主义本质，深深浸润在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普遍的人文主义传统中，并带有乌托邦幻想。每名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形成都是知识界的一份独特的手抄本，与阶级出身无关。《高峰》扉页的题词来自迈斯基最喜爱的诗人海涅的诗句，用德语书写并有俄语译文：“我们已经要在大地上，建立起天上的王国！”《高峰》的主题是：“人类向知识和自由的光辉顶峰不断前行，顶峰是可以见到的、美丽的，但却永远无法到达，因为这种运动是无止境的。”据此，很难确定迈斯基是否真正忏悔，并完全认同布尔什维克（正如他在1939—1940年的悲惨境况下所写的回忆录第一卷中声称的那样）。在自我反省的心境中，迈斯基为契切林对自己转向布尔什维克主义心有戚戚，这似乎是他内心感受的一种镜像：

“虽然我曾经是一名孟什维克党人，但早已与其分道扬镳。这一纷争教会了我很多，现在我所有的同情都放在俄罗斯雅各宾派一边，”他犹豫了片刻，然后补充道，“我的意思是布尔什维克。”我无法确定，在进行这次对话时，格奥尔吉·瓦西列维奇是不是一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

此后，迈斯基最信任、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比阿特丽斯·韦伯在日记中简洁而准确地描述了迈斯基的机智与政治品格：

当然，迈斯基是思想最开放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完全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术语的不适应性——学术和教条。但后来他生活在无信仰者和平庸之辈中，相比莫斯科马克思主义者封闭的环境，他的思想可能受到外国诡辩不可知论观点的轻微污染。

考虑到在莫斯科会因“政治罪”而遭到“现世的惩罚”，迈斯基希望通过卢那察尔斯基赦免他的过错并确保自己安全过关，“在路上不被逮捕、搜查、征召入伍等”。卢那察尔斯基将一首诗和自荐信转交列宁，建议为他恢复名誉，甚至允许他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政治局以谨慎的态度批准了这一建议，表示迈斯基“首先应在外地发挥”其在经济领域的专长。因此，迈斯基被指示派往鄂木斯克，他将在那里建立西伯利亚地区第一个国家计划委员会。与此同时，他的悔过书发表在《真理报》上。

然而，迈斯基的志向是成为知识分子而非政治家。他第一次被人带到莫斯科，就立即与契切林和李维诺夫建立联系——他后来回忆说这是“为了过去的时光”。但这显然是希望借此提高信誉，因他此前与孟什维克的关系使自己的信誉受损。他勉强接受了成为外交人民委员部新闻司负责人的提议，认为这一职位仅仅是通向未来更重要事务的跳板。他在司里遇到了阿格尼娅·阿列克谢安德洛夫娜·斯基皮娜——一位意志坚定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她将成为迈斯基的第三任妻子。（迈斯基在先前短暂的婚姻中生了一个女儿。她与她母亲生活在圣彼得堡，与没有再生孩子的迈斯基断断续续地保持联系。迈斯基还有过另一段短暂的婚姻，是帮助一个被困伦敦的俄罗斯女人的权宜之计。）AAA

迈斯基刚上任，就与契切林的门徒列夫·加拉罕争论不休，要求解雇后者。尽管没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他还是成功地让莫洛托夫——当时的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长——派他到圣彼得堡，在那里他曾短暂担任《彼得格勒真理报》的副主编。这段作为次要角色的插曲在与总编辑的严重不和中结束了，正如迈斯基向莫洛托夫抱怨的那样，总编辑“一直小心翼翼地不让他在报社里工作”。类似的情况再次上演：迈斯基曾在兼具社会性和文学性的《星辰》杂志社里短暂担任编辑，1925年初，编委会内部发生了一场争执。总的来说，迈斯基（或者说，他年轻的妻子更加）不适应列宁格勒的生活。他向莫洛托夫解释，觉得自己像一个“局外人……一个二等公民”。在新经济政策相对平静的日子里，迈斯基仍然可以舒适地调整自己的职位，告诉莫洛托夫他正在“认真地考虑返回”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

迈斯基在布尔什维克事业中迈出的第一步显示了他膨胀的自尊心，标志着他作为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和固执——他不受同事和上司的喜爱，并经常与他们发生冲突。在压抑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些特质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被生存的本能压制，但仍在迈斯基担任驻伦敦大使的过程中重新显现，尤其是在与英国官员的交锋中。

回到莫斯科，迈斯基与李维诺夫那兄弟般的关系被证明是有利的：李维诺夫正逐渐接手契切林的工作，成为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中坚力量。1925年，迈斯基被任命为苏联驻伦敦大使馆参赞。显然，他很珍视这个职位。在给他母亲的信中，迈斯基提到自己和妻子阿格尼娅：

住在一个没人住的小房子里，有一个女佣人，我们自己照顾自己……阿格尼娅正在学习唱歌和英语，她开始用英语喋喋不休地聊天。我们的房子位于伦敦最好的郊区之一，毗邻植物园，空气非常好，但很遗憾我们没有更多的机会享受它。

但他在伦敦的停留再次因与大使馆的上级领导关系不好而受影响。迈斯基选择回到莫斯科，但在一年内被李维诺夫说服，又返回大使馆。1924年发生的“季诺维也夫书信”事件，1926年英国大罢工期间的“俄罗斯玫瑰金”事件，让当时的英苏关系处于动荡之中。莫斯科对英苏关系的破裂感到恐惧，甚至可能准备恢复军事干预。苏联驻伦敦大使列昂尼德·克拉辛的早逝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作为少数能够熟练掌握英语并深谙英国事务的革命家之一，迈斯基发现他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少有人意识到，在伦敦没有大使的情况下，作为参赞的迈斯基实际上扮演了大使的角色。他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吹嘘：“以前，参赞在‘职级表’上占有很高的位置，如今职级表对我们来说已经失去意义。不过，我可以向您保证，在伦敦这样的地方担任参赞非常有趣，也很重要。……伦敦现在成为唯一一个能与莫斯科并肩的强大的世界政治中心。”

1927年5月，英苏外交关系中断后，迈斯基被迫离开英国。迈斯基向《曼彻斯特卫报》的亲俄编辑查尔斯·普雷斯特维奇·斯科特坦承，他带着“一种非常类似个人悲伤的感觉”离开英国。他流亡伦敦和在大使馆任职的经历使他“了解并尊重英国文化。这种文化尽管与俄罗斯文化不同，但包含了很多有价值和伟大的东西”。

“根据医生的嘱咐”，在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疗养院接受了六个星期的休息和治疗之后，迈斯基被任命为苏联驻东京大使馆参赞，随后在东京度过了两年。有一段时间，这个任命很适合他。他给赫伯特·乔治·韦尔斯写信：“我在10月末抵达东京。现在，我以最大的兴趣游览并研究这个最不寻常的国家，就像二十年前这个国家给了你很大的启发，让你写下《现代乌托邦》一样。”迈斯基给左派宣传家亨利·诺埃尔·布雷斯福德写信，称赞日本是一个“独特的国家……以某种非凡的方式结合中世纪的东方美与最现代的美国风……再加入自然之美，以及人们的‘气质’、习惯和习俗……难怪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理由抱怨外交人民委员部派我来这个国家”。

当迈斯基职级较低时，总是愤恨不已，但他很高兴看到苏联大使被调到巴黎，因为这使他能（至少暂时）负责大使馆。他在日本的经历有助于塑造他对外交的看法，特别是认为外交官应该充分沉浸于他们所在国家的文化和语言中。为了向苏联公众介绍日本文化，他组织了最主要的歌舞伎剧院广泛访问苏联，却遭到日本保守派势力的抵制。事实上，在剧团成功访问苏联后回到日本的首次演出中，保守派雇佣暴徒“在表演开始前，他们将活蛇散落在大厅周围的椅子下。表演期间，蛇在观众中开始嘶嘶作响。恐慌爆发了。男人咆哮，女人尖叫，孩子大哭，幕布不得不降下，表演被打断”。

几个月后，迈斯基再次因处在远离莫斯科和欧洲的从属地位以及外交活动的边缘感到沮丧。此外，正如一次次被证实的那样，他容易受妻子的冲动影响。他曾向一位朋友坦承，“她（迈斯基的妻子）感觉自己微不足道——主要处于失业状态”。大使馆已成为阴谋和诽谤的温床。阿格尼娅和贸易代表的妻子“势不两立”，争论谁应当成为国家职能部门的“第一夫人”。两人之间的对立，使大使馆和外交人民委员部进行了一系列通信。事情没有如阿格尼娅所愿，还将俄罗斯籍侨民分裂成各派。迈斯基上任近一年后向契切林抱怨说，在日本生活“通常很无聊、乏味，几乎没有政治事务要处理（都不需要两个人），任何一个稍微重要的问题都交由莫斯科处理”。然而此时，契切林得了严重的糖尿病，并且正在失去对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控制。

迈斯基转而求助李维诺夫，他妻子的梅尼埃病促使他明确提出迅速调任的要求。他称自从驻留伦敦之时，他妻子的情况就不理想，到东京后病情恶化，有一只耳朵已经失聪。他还抱怨东京的天气严重损害自己的健康。尽管外交人民委员部决定了他未来的任命，但迈斯基仍主动提出他倾向在莫斯科待一两年（然后很快补充说，他对“返回西方没有任何异议”）。李维诺夫积极回应迈斯基，并提出一个在考纳斯（科夫罗）的大使职位，认为这是继柏林、巴黎和华沙之后的第四大大使职位。如果这个提议不能吸引迈斯基，他也准备了其他替代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十年之后，苏联外交官仍然可以就自己的任职提出条件。

令迈斯基欣慰的是，他收到政治局决定于1929年1月将他调出东京的消息。他在给李维诺夫的信中以熟悉的傲慢而巧妙的方式提道：“您的态度不免激发我的‘外交人民委员部式的爱国主义’，我希望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4月4日，迈斯基被分配到外交人民委员部新闻司，但在一周之内，他又被任命为驻赫尔辛基全权公使，任期三年。在任期内，他事业的顶峰是成功促成1932年《赫尔辛基互不侵犯协定》的签订。尽管这是一个重要职位，但赫尔辛基对迈斯基的吸引力远远不够，他显然更渴望在中欧或西欧更有声望和挑战的地方任职。他对乔治·韦尔斯哀叹道：“这里恐俄和恐苏情绪高涨。这是一种普遍的谵妄攻击。”然而现在，他试图保持“乐观的好斗精神”。

伦敦的事务显然继续吸引着迈斯基。尽管他于1927年被驱逐出英国，他仍使自己跟上英国政治局势的节拍。布雷斯福德、H. G.韦尔斯等人向迈斯基详细介绍了1929年大选的前景，这可作为两国恢复外交关系的信号——如果迈斯基不回伦敦的话。然而，在选举之后，这些希望破灭了，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外交大臣阿瑟·亨德森提出以消偿沙皇债务为条件重新建立与苏联的外交关系。迈斯基从他在伦敦的消息来源中了解到，麦克唐纳“无论是偶然为之还是有所企图，都落入了保守党的陷阱中，并重复了他关于苏联政府与共产国际身份的旧有陈述”。去赫尔辛基任职之前，迈斯基在莫斯科待的三个月使其坚信，尽管国内形势严峻，苏联政府“目前根本不愿付出这么高昂的代价”。因此，迈斯基现在的主要焦点转向中欧。

1930年7月，李维诺夫取代年老体衰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迈斯基的前景变得更加光明。他迅速向李维诺夫送去祝贺，尽管仍带有倨傲的姿态。他们还一起回忆在伦敦流亡时的共同梦想和希望，在“七十二号奥克利广场的一个阴暗、沾满烟尘的公寓里”彻夜讨论世界事务。但这只不过是迈斯基反复要求调离赫尔辛基的一个前奏：赫尔辛基是一个“狭小的政治无名城……和一个非常乏味的地方”，对于“一个积极而有活力的特使来说，长期待下去非常困难”。迈斯基尝试再次提出自己的条件，这一次，他设定转职的最后期限为年初，甚至到了明确提出准备放弃外交人民委员部任职的程度。他对李维诺夫说：“几年前在伦敦给你写的一封信中就已经提到，我认真致力于从事一项长期的外交工作。这个念头在这段时间里并没有减弱，反而变得更加强烈，所以我不愿意留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当然，如果出现任何确切的转职可能，我想请你先与我商量。”

当时斯大林牢牢控制了各人民委员部，限制了李维诺夫的回旋余地。1931年初迈斯基在莫斯科度假时提出的个人请求，以及后来对阿格尼娅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的反复诉苦（他声称只能在维也纳接受治疗），似乎渐渐惹怒了李维诺夫。他提醒迈斯基：“你应该知道，决定这个问题的不是我，而是其他尤其不愿考虑个人因素的掌权者。”迈斯基没有却步，依然推进自己的计划，尽管一切都是徒劳：“你确定在维也纳工作会让我在外交上陷入被动吗？真的不可能在维也纳处理匈牙利和巴尔干地区的工作吗？难道不能让维也纳成为我们处理国际联盟等事务的直接纽带吗？”

在没有任何回应的情况下，迈斯基对李维诺夫大献殷勤，同时机警地等待新的机会：“今天没有事务汇报，我只想在远方对你最近在日内瓦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这里的外交官对你的个性也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兴趣，并经常谈论你在日内瓦的成功。”

经过在赫尔辛基的漫长等待，1932年9月3日，迈斯基在电话里被任命为驻伦敦全权代表，这个意外消息使他感到惊讶。约一个月前，迈斯基夫妇在斯德哥尔摩访问柯伦泰时，曾坦率地向她透露，迈斯基不可能得到赴英国的任命。柯伦泰在日记中惊奇地评论：“他在任驻芬兰全权代表这一个下级职位后，于这样一个麻烦时期突然得以到伦敦任职。”联想到内战时期他在萨马拉政府中的可疑过去，许多外交官对他的任命感到吃惊。这显然是仓促作出的决定，反映了苏联外交政策方向的变化。李维诺夫成功说服了斯大林，迈斯基对英国的熟悉程度——以及尤其是他在沟通和与人交谈上的能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斯大林将这次决定视为“某种试验”。两天之内，李维诺夫为迈斯基求得任命状。他为突然撤销大使索科利尼科夫的任命给出勉强的借口，说后者希望“留在苏联工作”，以及“伦敦的气候不适合他”。由于迈斯基的名字没有出现在英国内政部所列1927年危机时参与颠覆活动的“黑名单”中，外交人民委员部表示，“迈斯基没有使自己成为不受英国政府欢迎的记录”，况且他在芬兰的记录也“不算太糟”。

这个任命完全符合迈斯基的性情和雄心，被他认为是对他天赋和地位的认可，让他成为站在台前的主角。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伦敦是世界中心，另一个世界中心是莫斯科。我必须在这两个世界体系的交叉点上工作，我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解决许多因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同时存在而产生的问题上，但这并不奇怪。”对白厅来说，迈斯基的任命标志着苏联希望通过采取务实和渐进的社会主义路线来摆脱它在英国的革命形象。索科利尼科夫显然不适合这个位置。和迈斯基一样，索科利尼科夫也是某个州上的犹太医生的儿子。他于1918年与德国签署《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并在新经济政策期间担任财政部长且政绩不凡。然而，他于1924年与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新反对派”有联系，而这些人呼吁免去斯大林的党委书记职务。这导致他于1929—1932年间被降职为驻伦敦大使。只要与英国保持不温不火的关系，索科利尼科夫就可以安全地留在英国。然而，他的孤立显然让他付出了代价，并损害了他在快速变化环境下处理事务的能力。与英国的关系对苏联的国家利益而言至关重要。他的英文很糟糕，甚至温和的比阿特丽斯·韦伯也发现他“好学且苦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清教徒，不吸烟，不喝酒……天真地相信科学的最终归宿是共产主义”。他大部分空闲时间是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度过的。韦伯认为他是“外交界中一个奇怪的成员……一个无足轻重的人”。

另一方面，迈斯基正因其迷人的个性而被李维诺夫选中。英国驻莫斯科大使埃斯蒙德·奥维爵士第一次与迈斯基会面时，发现他“彬彬有礼、健谈……是比他前任更易‘打交道的人’”。李维诺夫听到奥维提及迈斯基这些品质时立即回复：“这就是我任命他的原因！”在斯德哥尔摩，柯伦泰将这一任命归因于莫斯科担心与英国的关系再度恶化，如1927年那样导致断交。实际上，李维诺夫不断地向她投电报，以获取关于英国政治的任何可能的信息，这表明当时的伦敦大使已不被信任。

任命的时机也很合适，恰逢斯大林意欲解除索科利尼科夫的职位，同时符合李维诺夫将外交活动努力的方向从柏林转到伦敦，以及突破保守派敌对势力的意愿。迈斯基与芬兰成功达成了一项互不侵犯协议，他此前不断的游说也确实起到了作用，更何况李维诺夫了解他在英国交游甚广、他的英语能力和他对英国的熟悉程度。比阿特丽斯·韦伯在与迈斯基第一次见面后便敏锐地察觉到，拥有直言不讳之好斗精神的索科利尼科夫将被“更善于社交的外交官和不那么热心于共产主义的人”取代。事实上，迈斯基在孟什维克的过去并没有被外交人民委员部忽视，但导致他在“正式改宗”之后才被允许加入“布尔什维克阵营”的情况也没有被忽视。正如迈斯基向比阿特丽斯·韦伯所吐露的，苏联共产主义“正在成长”。他拒绝把“狂热的形而上学”（“意识形态”的替代术语）和压制视为无法避开的过渡阶段。他相信苏联建立的“新文明”是人类进步的“下一步”，但不是“最后一步”，而不至于“狂热”。他告诉韦伯，人类“将继续前进，不断地增长知识、爱与美”。他沉迷于乌托邦式的梦想，认为个人有一天会“专注于追求整个社会的利益。通过知识的进步，人类会征服这个星球，然后继续征服金星”！与韦伯夫妇一起玩“斯大林消失后”会发生什么的“危险游戏”，迈斯基摒弃了斯大林将被另一位“偶像化”领导人取代的观点。

1932年9月5日，迈斯基接到李维诺夫的通知，后者已“向领袖（斯大林）传达（迈斯基的）任命决定，所以只要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收到许可后通过任命状即可”。已经同意放弃夏日假期的迈斯基，被鼓励在匆忙赶赴伦敦之前先到莫斯科参加为期一周的指示传达会。李维诺夫向他保证，他收到的指示并不是李维诺夫“个人观点”的反映，“而是我们上级的命令”。迈斯基了解克里姆林宫的忧虑：魏玛德国已“奄奄一息”，即将夺取政权的希特勒一定会在国际舞台上制造混乱并威胁和平，这对苏联的国内、经济和政治改革来说至关重要。李维诺夫已经带着讽刺的口吻评论，在国际政治中实施“五年计划”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纳粹主义的发展，苏联需要突然转变与英国的关系；迄今为止，英国被认为是反对俄国革命运动的急先锋。外交政策与国内政治不同，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要根据变幻不定的挑战灵活变通。

严酷的现实迫使工党不再试图动员社会主义团结和支持俄国革命，以此讨好保守党，后者正如李维诺夫不厌其烦强调的一样，“是英国真正的老大！”几天后，迈斯基将一项工作计划发给李维诺夫，其中展示了他不落俗套的外交手段，特别是他对媒体和个人外交的追求，旨在“尽可能扩大一系列强加给新任大使的外交礼节上的访问，这样做能把外交部狭窄圈子里的相关人员，以及政府大批职员、著名政治人物、伦敦金融城的人和文化界代表都包括在内”。

与保守党合作特别具有挑战性，加剧了苏联外交工作中特有的根深蒂固的紧张感。在赫尔辛基时，迈斯基已经在努力探索革命派外交手段的特质。他曾向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布雷斯福德寻求指导：“你知道有哪些著作描写了英国革命、美国革命（1776年）和法国革命（1789年）中的外交活动/外交关系，以及革命派外交官在外国宫廷和政府中的处境等内容吗？或许你知道这类外交官的一些有趣的回忆录吗？”直到1933年，他仍然专注于这个问题，他向比阿特丽斯·韦伯坦承自己试图弄清楚“革命派外交官如何被接受以及他们如何表现”。

经常放逐在外的布尔什维克外交官受到资产阶级魅力的诱惑，他们面临的困境是如何采取原来的姿态和生活方式，并与“敌人”友善往来（如果不是一体的），同时保持革命热情和精神不灭。这在1927年俄罗斯人遭受外交挫折之后变得尤为棘手。这场外交挫折是他们卷入1926年英国大罢工的结果；大罢工导致“统一战线”策略崩溃，苏联大使没有了工党的支持作缓冲，被丢进了保守党的龙潭虎穴中。

迈斯基在其漫长的外交生涯中长期受这种截然对立困扰，而他在应对这件事上只取得少许成功。鉴于其孟什维克和“反革命”的经历，他特别容易受背叛指控的影响，这是他强烈试图摆脱的。当《真理报》的一篇文章详细提到这个问题时，迈斯基迅速写了一封长信证明自己的清白，暗示他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

像我们这种在外国工作的人员，在两种因素之间不断进行内部斗争：健康的革命和无产阶级因素，它可以真实评估“礼仪”；病态的机会主义因素，它相对容易受资本主义环境影响……这两个因素之间的斗争遵循“时而一个出现，时而另一个靠边站”的规则，尤其是“礼仪”的支持者可能会获得一定的优势……如果你始终不忘我们“身在国外”，还能不时报道对苏联境外的外交生活的疑问，这于我们非常有益。这将是对我们海外工作人员中的某一群体的有力支持；他们认为“礼仪”只是一种必要的祸害，所以试图将所有资产阶级传统的影响降到绝对必要的最低点。我本人不止一次听说，在仍存疑的情况下，在不清楚无法避开的最低底线到底在哪里时，苏联外交官都会说，“太多总比不够要好”，“不要用黄油弄糟燕麦粥”这些话。

迈斯基在给契切林的亲笔信中，对他在外交人民委员部执政的十年表示祝贺的同时，也表达了类似的良心不安：

你面临着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创造出一位新型外交人民委员……这个任务远比创造一位比方说新型财政人民委员或新型农业人民委员困难得多，因为你的工作性质，你在分开我们和资本主义世界时总是如履薄冰。你的处境极为艰难。

也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迈斯基更希望在英国出名，这甚至体现在其签名上：他不用典型的俄语笔法写出的Ivan，而用Jean——法语中John的变体或波兰语中Jan的变形，这是他父亲年轻时给他取的名字。

迈斯基在1934年英苏关系跌落谷底时才认真写日记。1933年7月，来自大都会-维克斯公司的六名英国工程师在莫斯科被捕，被指控从事破坏和间谍活动。大都会-维克斯公司受审，标志着英苏经济战和外交战达到高潮，工党政府在1930年签署的《英苏贸易协定》更是火上浇油，其条款似乎对英国人不利。新的国民政府——实际上是1931年上台的保守党，迫使俄罗斯人与之谈判，以达成更公平的新协定，却因为英国工程师的判刑陷入僵局。外交大臣西蒙勋爵（11）对协定的谴责，使迈斯基着手大使工作的热情受到一些挫伤。

希特勒现在已经牢牢掌握权力，不愿重燃《拉帕洛条约》精神，这似乎有利于改善与英国的关系。李维诺夫于1933年6月出席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促成与外交大臣西蒙的会面，商讨解除强加给俄罗斯的所有惩罚性经济措施，同时释放被关押的英国工程师。有关贸易协定的新谈判迅速恢复，两国于1934年2月16日签署新协定，为俄罗斯在当年较晚时候加入国际联盟铺平道路。

迈斯基在开始担任驻伦敦大使时认真遵从李维诺夫的领导，后者早在1931年已发觉纳粹的威胁。然而，李维诺夫用了将近一年，才说服斯大林相信希特勒上台意味着“欧洲的战争最终不可避免”。1933年12月，苏联外交政策正式转变，从孤立主义者在军事上进行“阶级对抗”，转向欧洲和远东的集体安全体系。李维诺夫强烈要求在国际联盟框架内缔结一项区域共同防卫协议，并称之为“东洛迦诺”。

常务次官范西塔特是关于该理念的英国倡导者。他一直不满意西蒙、安东尼·艾登和内维尔·张伯伦的做法，他们认为与敌对者达成双边协议是维护和平与稳定的最佳手段——实践证明这最终导致了绥靖政策。随着希特勒上台，范西塔特的战略视野基于这样一个前提：英国可通过与苏联结盟，保持欧洲和远东地区的地方势力平衡，遏制日本和德国的扩张。作为情感政治的批评者，范西塔特不允许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厌恶动摇他在权力游戏中打出至关重要的俄国牌。因此，他被以1914年前的英法俄三国协议为基础的欧洲安全所吸引。

因此，范西塔特和迈斯基承担了预言者卡珊德拉的角色，坚定地公开表达对希特勒意图的不祥预感。1933年，范西塔特夫妇在白金汉宫的一个招待会上首次遇到迈斯基夫妇。这两对夫妇后来经常见面，因为迈斯基和范西塔特不仅共享政治观点，还顺势建立起基于共同仰慕海涅、莱蒙托夫和康德的文学与文化纽带。他们的谈话会转移到考文特花园的俄罗斯芭蕾舞团，或在俄罗斯大使馆讨论萧伯纳的新作《圣女贞德》。然而，真正拉近他们的，是双方都深信纳粹德国对英苏构成的巨大威胁。双方也相信个人关系在外交中的重要性。泄露信息是施加公共压力的手段——迈斯基很快掌握了这种妙法。这一点在范西塔特的实践中得到体现，也见载于迈斯基的日记。道尔顿注意到：“奇怪，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见证者如何在诸多方面证实对方的证据。”然而，张伯伦上台，使范西塔特在1938年初被“提升”至新设立的“首席外交顾问”职位，实际上是被剥离决策层，导致迈斯基在关键时候失去外交部内一个重要的盟友。

1934年6月21日，出于对迈斯基的敬意，范西塔特举办了午餐会，这是他们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出席者还有西蒙。谈到这位国务大臣，范西塔特夫人在迈斯基耳边低声说：“我猜，正在制造麻烦的人是我左边的邻座？……为什么你不与范西塔特坦率地谈论这件事？”她的轻率干预，促成了7月3日、12日和18日一系列会议（日记中有描述）的举行，预示了一个长久联盟的到来，使得英苏关系解冻，还反过来帮助李维诺夫在莫斯科推动集体安全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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