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07月18日

参加首相府招待韦尔奇（Welch）主教和夫人的便宴，主客是几年前在朝鲜时认识的。饭后与斋藤子爵长谈。他说希望美国能帮助中国自立。我答道，这个问题绝不是单靠一个国家能够解决的。他殷勤好客，第二天送了我一面日本丝绸制成的美国国旗。官邸，即设宴之处的门口，恐怕至少有十几个警察守卫着。因错发了警报，就在我们来到的那个时刻，那里正有一场虚惊，只见警察拔刀出鞘，子弹上膛，冲来冲去，搜索不速之客。既然常有刺杀的威胁，官邸周围自然会有一种紧张气氛，这并不奇怪。那晚斋藤子爵的夫人好像一直都闷闷不乐的。

已有一月左右几乎没有电讯往来了，我给国务院发了一封很长的电报，汇报日本和苏俄之间的紧张状态，列举已经发生的种种事件以及严峻局势可能加剧的理由。这些事件也可以说有挑衅的性质，和满洲事变以前发生过的事件都有相似之处。日本军阀的意向不能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他们若预见到冲突终不可免，就很可能趁苏俄羽翼未丰而先发制人，毕竟时间因素对苏俄有利。因此，我虽不认为战争迫在眉睫，但确实相信局势有潜在的危险，值得密切关注。我们将这些都写入急件，随上次邮袋一同寄出，但这要再等十天才能到达华盛顿。尽管我不想神经过敏或危言耸听，但也不想事到临头而措手不及。在这个地方，对任何事，甚至是避免蓄意挑起战争这样的事视若无睹、不够重视，都是不明智的。

外交革命与日美关系【日期不明/1933年07月至09月间】

为《日本时报》日美关系专号撰写的文章

在美国外交界服务的三十年中，我观察到世界各国外交官的工作性质已逐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前，每个国家都希望通过它的外交代表在与别国订立公开的或秘密的双边条约或协定时智取之，进而占到某种政治上或经济上的便宜。在描述外交官生涯的小说中，这类纯属虚构的事例常出现在缔结条约时。常规套路是：有个男主角，例如卢里塔尼亚王国有个年少英俊的公使，通过他和埃列思里亚的王后的特殊交情，同埃列思里亚订成了秘密条约，遂在智斗中打败了反派角色——里西亚的大使。过往订立条约是有点像这个样子的，直到19世纪末都还有这种方式，但是这类外交故事的作者和读者大概还很少意识到：自20世纪初以来，我们的国际关系和订约事宜已经起了变化。

若查一查现行的条约和国际协定，对缔约国对外关系有约束力的，在一定程度上对缔约国内政和政策也有约束力。如此就会发现其中相当一部分不是两国间秘密谈判的产物，而是公开的国际会议的成果。连双边的商务航运条约或仲裁条约，也常是与一切有关国家议定的一系列同类条约的一部分。如今的外交代表致力于商订秘密协定的例子反倒十分罕见。在国际政治关系发展过程中，世界已经走过签订秘密协定的阶段了。

若想了解其间缘由，无须远求。今天交通发达，世界已经变得如此之小，各国间的交流是如此频繁，各国的商业金融关系又如此密切，以至于任何一国与另一国的关系都会引起所有国家的深切关注。这和我们美国社会生活的发展情况很类似。在过往开发边疆的日子里，各地的移民住得很分散，大家都各行其是。每个人既是他自己的警察，也是法官兼行刑人。但随着人烟逐渐稠密，交通发达，有组织的社区兴起，那些先来的移民就再也不能只按自己的利益和愿望行事，转而不得不同时考虑公众的利益。社区内任何两个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无论是敌是友，都成了全体成员所关心的问题。今天的国际关系也是这样。我们的各种利益，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都如此紧紧相连、密切相关。以致无论哪两国的关系失调，都必然影响到其他许多国家的关系和利益，不仅是涉及两个当事国而已（在不久以前，情况还是这样的）。

我们两国正应该根据这种情况来看待双方关系。我们是政治上、经济上都一步步迈向强盛的两个大国，中间则是浩渺的太平洋。这个大洋的命运，主要是掌握在我们两国手中。太平洋今后是要成为无休无止的妒忌、猜疑、纷争之地呢，还是要成为文化、商业友好交流的和平大道，又或是为增进世界福祉而精诚合作的媒介，多半也要由我们两国来决定。

我们两国的政策和行动，对全世界国际关系的未来发展都将有巨大的影响。因此，美日关系的前途，就不仅仅事关我们两国而已。为了我们各自的幸福、安宁和繁荣，我们固然一定要努力确保日美友好关系的持续发展，但除此而外，我们还肩负更大的责任，即对世界各国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要让即将到来的“太平洋时代”演变为和平与友好合作的时代，而不是苦难和斗争的时代。举例来说，在国际关系发展的历程中，这种苦难和斗争曾在“地中海时代”出现过。

我们两国要和睦相处，互助合作，这理应是不难的。在世界历史上，经济利益曾是许多重大冲突的起因，但我们的情况不同。我们的经济利益并非互不相容，而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两国都是原料供应国，但这些原料无须竞争。同样，我们虽然都向世界市场提供工业品，但产品各不相同，也无须竞争。日本提供的工业品主要是以手工业为基础，以其精巧著名，美国则提供能由自动化机器大量制造的产品。因此，我们的经济利益不一定互相抵触，别国之间发生冲突的主因在我们的关系中也就不存在。日美两国的沙文主义者经常提出其他利益作为可能发生冲突的原因，但只要耐心研讨、发挥互助的精神，这些利益也无疑是可以调和的。

即将到来的“太平洋时代”的命运大部分掌握在我们手中。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创造一个造福世界的和平友好时代，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就可以使它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