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案判决书
——附“中共反对派”及其成员案件判决书
江苏高等法院刑事判决，21年度高字第35号.

被告陈独秀，男，年55岁，安徽怀宁县人，住上海岳州路永兴里，无业。
被告彭述之（即张次南），男，年35岁，湖南宝庆县人，住上海东有恒路春阳里，无业。
右选任辩护人章士钊律师、彭望邺律师、吴之屏律师。

被告王武（即宋逢春），男，年26岁，河北沧县人，住上海4马路梁溪旅馆，无业。
右选辩护人彭望邺律师。

被告濮一凡，男，年28岁，安徽怀宁县人，住上海高福里，招商局月刊编辑。
右选任辩护人刘祖望律师、彭望邺律师。

被告王子平（即曾猛），男，年33岁，浙江永嘉县人，住上海唐山路业广里，印刷。
右选任辩护人彭望邺律师、蒋豪士律师。

被告王兆群，男，年28岁，安徽宿县人，住上海春阳里，教员。
右选任辩护人彭望邺律师、蒋豪士律师。

被告郭竞豪（即彭道之），男，年21岁，湖南宝庆县人，住上海白克路修德里，读书。
右选任辩护人吴之屏律师、彭望邺律师、蒋豪士律师。

被告梁有光，男，33岁，广西贵县人，住上海大同路斯文里，首饰匠。
右选任辩护人蒋豪士律师、吴之屏律师。

被告王鉴堂，男，28岁，山东临淄县人，住上海福履路建业里，纸烟店。
右选任辩护人彭望邺律师、吴之屏律师、蒋豪士律师。

右被告等因危害民国案件，经检察官提起公诉，
本院审理判决如左：

陈独秀、彭述之共同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
各处有期徒刑13年，褫夺公权15年。

王子平、何阿芳帮助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
各处有期徒刑5年，褫夺公权7年。

王武、濮一凡、王兆群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
各处有期徒刑5年，褫夺公权7年。

郭竞豪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
处有期徒刑2年6月，褫夺公权3年。

裁判确定前羁押日数均准以3[2]日折抵徒刑1日。
案内关于犯害之文件及违禁书籍均没收。

梁有光、王鉴堂无罪。

缘陈独秀于民国9年即西历1920年，受第三国际委任在中国创立共产党，
彭述之则于民国10年即西历1921年加入该党。
同由第三国际派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常务委员，
陈独秀兼任书记共同执行第三国际指示策略，领导党员，在中国内地活动。
嗣因共党首领列宁死亡，内部分为史丹林（即干部派）及托洛斯基两派，
党权归史丹林掌握，
托洛斯基被放逐于君士坦丁堡。
陈独秀、彭述之均与史丹林政见不合，倾向托洛斯基，至民国16年遂同被开除职务，18年复同被开除党籍。
于是纠集同志，在上海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以下简称中共反对派）。
其所采用之策略，以联合工人贫农无产阶级，为建设基础，
并反对史丹林派在中国现况之下，利用土匪溃兵，领导乡村农民为武装暴动。
惟其党员人数不多，经济来源缺乏，故活动范围只及于上海、天津、香港等处，
且只能参加工会及学生运动，至乡村农会尚无力发动。
党中重要工作，系借文字以为宣传，如《校内生活》、《火花》、《无产者》、《热潮》诸种，皆为党内刊物，
多由陈独秀、彭述之主编，而以中共反对派名义发行。
其余借抗日名义而散布之反动传单，种类尤伙，都以推翻建设中华民国之国民党国民政府，而组织苏维埃政府，由无产阶级专政为其最终目标。

王武、王子平、何阿芳3人，亦皆在共产党中资格甚深，因反对史丹林派被开除党籍者，
与濮一凡、王兆群同为组织中共反对派之主要分子。
王武、濮一凡并推举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王子平、何阿芳担任抄写印刷工作，以帮助宣传。
王兆群每星期参加会议，
郭竞豪则于民国18年加入，担任组委工作及学生运动。

至民国21年10月间，上海市公安局据人密报，共同租界东有恒路春阳里第2000号楼上，设有共党伪中央机关，
当即密派监察员张清泰，科员陆文虎，会同捕房西探长戈而特等，于同月15日按址前往查拿。
适同属中共反对派党员之该屋主谢少珊与濮一凡、彭述之、王武、王兆群等5人，正在开星期常会，当场一并逮捕，抄出大批反动文件，
并在濮一凡所住之圣母院路高福里322号楼上亦搜出反动文件。

旋探悉岳州路永兴里11号为陈独秀住所，前往捕获，并在其住所两次搜出反动文件甚多。

嗣经根据谢少珊口述地点，先后捕获王子平、何阿芳及嫌疑人梁有光、王鉴堂4名。

当王子平、何阿芳被捕时，正在唐山路业广里335号寓所内印刷《校内生活》及《火花》两种刊物。

郭竞豪因至王子平家探访，为守屋警察拘获，

当由探警将上列人犯证物，一并解由公共租界巡捕房，转送法院。
经检察官侦察终结，
以陈独秀、彭述之《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2条第2款第6条嫌疑，
王子平、何阿芳犯同法第6条及帮助犯同法第2条第2款之嫌疑。
王武、濮一凡、王兆群、郭竞豪、梁有光、王鉴堂犯同法第6条嫌疑，提起公诉。

本案经审理结果，依各种证据，分别认定被告等有罪或无罪之理由，分别说明如次：

被告陈独秀，自民国9年即在中国创立共产党。
彭述之则于民国10年附和参加，同受第三国际委任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常务委员，
陈独秀兼任书记，在民国16年同被第三国际开除职务，18年复同被开除党籍，于是纠集同志，组织中共反对派。
以上事实不独该被告等迭次历历供明，
即就搜获之文件，如《独秀述之告全党同志书》、《独秀述之致中央信》，其中叙述经过情形甚详，
且攻击史丹林派不遗余力，是被告等与第三国际确已脱离关系，固堪认定。

惟脱离后，复组织中共反对派，是否以危害民国为目的？
其危害之程度如何？
在刑事上负何种责任？
此应就被告等自白情词，与搜获之文件互证参观，以为论断之根据。

本院审阅收获各文件，
除仅属违禁而于案情无关之书籍不计外，
由被告等主编以中共反对派名义发行之刊物，多至100余种，类如《火花》、《校内生活》、《无产者》、《热潮》诸小册子。
又如《中国将往何处去》、《国内团结一致对外之意义》、《国联第2次决议后的局势》、《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告民众》、《为日本占领淞沪告全国民众》、《为纪念51告工友》、《组委通告》种种传单，
核其内容，大都攻击国民党政府为资产阶级所组织，为帝国主义者所利用；
鼓吹工人贫农起而阶级斗争；
并曰三民主义为反动主义，又谓应坚决的撕碎军政训政的建国大纲；
且乘日本之侵略，妄诋政府不抵抗，借反日救国名义，欲将建设中华民国之国民党国民政府推翻，其反动文字之尤显著者。

如以中共反对派中央常委名义所发表之政治决议案，
内称“我们的任务：
（1）须组织及参加各地工人农民城市贫民的义勇军运动，坚决地举起反日、反国民党的旗帜，并要在正式军队中作分化运动，使之脱离国民党的支配，而成立反日反国民党的义勇军；
（2）用全力推动城市工人自卫的以至进攻的斗争，使罢工运动广泛起来，便应组织工人苏维埃，如果当地已有义勇军，或我们能够影响的军队，更进而建立苏维埃；
（3）在夺取土地，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发展广大的农民武装斗争，扩大农民苏维埃；
（4）在已有农民苏维埃的省份，城市苏维埃，或义勇军1经成立，及汇合苏维埃的红军占领城市”等语。
（下略）（见《校内生活》第4期）

核与陈独秀、彭述之在本院供称，
我们中共反对派与史丹林派政见是不相同，但最终目的当然是要推翻国民党国民政府，建设苏维埃，由无产阶级专政等语相符。

查中华民国为民主国家，其主权寄于全民，故凡属中华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见约法第6条），
而在苏维埃国家，则主权仅寄于工农阶级，除此特殊阶级以外之人，皆无参政权，
是两种制度，显然为两种国体。

且中华民国，系以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而建设。
国民党则在建设程序中于训政时期以内，指导人民为革命建设之进行，
故三民主义实为中华民国之建设基础，国民党国民政府均为从事于建设之领导机关。

该被告等所组织之中共反动派，
既以打倒三民主义，实行共产主义为第1要旨，
以颠复（覆）国民党国民政府而组织苏维埃，由无产阶级专政为最终目标，
是不独图谋变更全民主治之中华民国国体，并将中华民国之建设从根本上推翻，
其危害民国及叛国毫无疑义。

该被告等在本院侦查及审判中，虽又据迭次供称，
我们中共反对派的团体统共只有数百人，分在天津、上海、香港数处，因力量很小，尚不能有军事组织，所以还没有红军。
江西、湖北各省共党，我们与他们政见不同，所以没有合作的可能。

本院复检阅搜获文件中，

如中共反对派发行之《无产者》刊物，其第2期由陈独秀主编之《关于所谓红军问题》，
内称“全世界几十国的共产党，一向都遵守恩格斯的遗训，不敢采用利用游民无产阶级（指土匪与溃兵）的政策。
现在中国工人运动叛徒李立三、向忠发、周恩来等（皆第三国际史丹林派），正在利用此种游民无产阶级为卫军、为支柱，简直把他当作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主力，
企图扩大，凭借在游民无产阶级基础之上的所谓红军，来领导农民做游击战争，
除被统治阶级击溃和收买或自己内哄而溃散，或逐步与农村资产阶级妥协，变成他们的白军外，不能有别的前途”。

又如《火花》第1卷第4期内，彭述之所著之“史丹林主义者对满洲事件的估计与反日运动的危机”内称，
史丹林派信赖的只有红军，以为有了红军，便可以包打天下。
湘鄂赣农民武装斗争，是1个事实，但忽视了城市的工人运动，而将其一切幻想寄托在此等武装农民身上，这正是他们几年来陷于无出路的主要原因等语。

由此可见被告等既反对史丹林派在中国现况之下采用红军策略，及利用土匪溃兵领导乡村农民为武装暴动；
则被告等与湘鄂赣各省武装暴动之共匪自无联络关系，
因之该中共反对派尚未发生暴动之事实，固亦可从而证明。

惟前所列举之各小册子及种种传单，皆为该中共反对派用以宣传之文字，
该项文字又已陆续发现其宣传之宗旨及目标，复无一非危害民国及叛国，均于前段详为述明。
则该被告等纵未达于实施扰乱之程度，然亦不仅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
按诸《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2条第2款之立法精神，除构成同法第2条之罪外，更应构成该条款之罪。

至于被告等之抗辩意旨，谓实行共产主义于民国有利而无害，图谋推翻国民党国民政府，不得谓之叛国云云。
按此种主张，完全与中华民国现行法律相违背（理由见前）。

况被告等图谋颠复[覆]国民政府，以后复组织苏维埃，由无产阶级专政，
尤为吾国数千年来国体所不容，自无采纳余地，更何足为解免罪责之理由。

惟念该被告等均为刻苦深思之学者，其犯罪原因，盖由于研究社会主义误入歧途，而对于已身并无权利思想，
且反对史丹林派利用土匪溃兵领导乡村农民为武装暴动，时时加以抨击，
即从证据上观察，该反对派亦尚无实施暴动之准备。
审按情节，尚可矜原，
自应量予减科，以昭平允。

被告濮一凡，迭经审讯，
不承认有加入共产党及被举为中共反对派候补中央常委情事。

王武亦仅承认从前加入共党，已于民国22年经上海市临时军法会审判处有期徒刑6年，
至于执行中保释出外，复任中共反对派候补中央常委及列席共党会议，则均不供承。

然查被告等皆在共犯谢少珊家列席星期常会，与彭述之、谢少珊、王兆群5人同时就获，

并据谢少珊在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供称，
我处常作开会之所，
常委包括有委员5人，即陈独秀、彭述之、濮一凡（即卜得子）、及罗世凡、宋逢春，
后1人是刚由漕河泾狱中释出，此项参加开会是第1次。
在我等被捕之日，彼等正在开每星期常会（见公共租界巡捕房民国21年10月16日供单）。

嗣经解送江苏高等法院第2分院，
推事问以“你处是什么机关呢？”
据答：“我处是托洛斯基领导机关”。
问：“你们会在何处开的呢？”
答：“每星期6在我家开的”。
问：“彭述之是什么职务呢？”
答：“是常委”。
问：“濮一凡及王武呢？”
答：“亦是常委”。
问：“共有几个常委呢？”
答：“共5个，均已被获了。
不过陈独秀是常委主席，王武仅第1次参加，我是常委秘书”。
（见江苏高2分院21年10月07日笔录）

本院检察官又讯，
据陈独秀供，
常委3人，除我1个外，是彭述之与张9两个。
候补常委第1个是濮一凡，还有1个是罗世凡抑宋逢春，我记不清楚了。

随提彭述之讯问，
复据供明常委3人，我同陈独秀及1个张9，候补常委是濮一凡、宋逢春各等语（见本院检察处21年12月06日笔录）。

且在濮一凡所住之圣母院路高福里第320号楼上寓所，搜出反动文书甚多。

宋逢春则本因倾向托洛斯基派被第三国际开除党籍者，
此次复与彭述之在谢少珊家一同被获，罪情明显，均无讳饰之余地。

虽据陈独秀、彭述之于本院审理时代濮一凡声辩，谓前在检察处所说之候补常委，系蒲亦芳而非濮一凡。
蒲亦芳年龄、相貌、籍贯，均与获案之濮一凡不同。

又彭述之代宋逢春辩称，伊在狱中释出未久，无被选候补常委之可能。
该被告等亦即执此反证以为抗辩。
查蒲亦芳与濮一凡字音固相类，然必先有相当证据证明候补常委确系另有蒲亦芳其人，
则到案之濮一凡非候补常委，虽不辩，亦可了然。
乃陈独秀等并不能提出蒲亦芳确有其人之证据，徒因前供俱在，无可推翻，
遂以音同故为蒙混，此种空言，不独难以掩饰，转使情罪弥彰。

至宋逢春虽在狱释出未久，然谢少珊最初供词，即述明后1人刚由濮河泾狱中释出，此次参加开会，是第1次。
可见所述与事实相符，
与陈独秀等初供亦相吻合。
虽谢少珊未经本院直接讯问，然在江苏高2分院及公共租界捕房既均录有供词在卷，自可以采取。

至于被告等谓开会应有记录及签名簿，
然共党秘密集会，与通常公开会议不同，形式当然不能完备。
况经在场参与会议之共犯谢少珊供明，尤无疑问，
执此以为抗辩，殊无理由。

依上供词，该被告等以危害民国为目的，组织团体及集会，事实甚为明确，
惟查候补常委对于团体中其他之行动，苟不能证明，
其有共同意思表现，应认为不负其他之共同罪责。

被告王之平又名曾猛，
在民国16年经友人秦丁郁之介绍，入上海江湾路崇文堂印刷所当校对，
旋因崇文堂副经理豪千之劝加入共产党。

被告何阿芳，亦于同年02月经友人金慕韩（即金石生）介绍加入共党，并充当送信员，月支薪洋20元。
嗣后均因反对史丹林派，被第三国际开除党籍，
遂同入陈独秀等所组织之中共反对派，并在党内共同担任抄写印刷工作。

均据被告等迭次供明，
且被捕时正同在唐山路业广里335号寓所印刷《校内生活》及《火花》两种，
当场由探捕等连同证物一并搜获，是犯罪事实极为确凿。

查《校内生活》、《火花》以及其他之刊物传单，
其中所宣传之文字，不仅属共产主义范围，已达于叛国程度，
其理由在陈独秀、彭述之部分已详言之。

被告等既为中共反对派党员，又明知属于宣传叛国之文件，乃竞担任印刷，其应负帮助宣传责任，自不待言。

惟查被告等均为生计所迫，图得印刷工资，
审察罪情，尚堪悯恕，自应量予减科。

被告王兆群、郭竞豪迭经讯问，对于参加中共反对派事实，虽皆坚不供承，

然查王兆群，系在共犯谢少珊家与彭述之、王武、濮一凡、谢少珊等同时捕获。
被获时又正在开每星期常会，
业据谢少珊供明，
且谢少珊家中系反对派秘密集会之所，参与会议者如彭述之、王武、濮一凡等，又皆为团体中重要之人，
被告果非党员，谢少珊岂肯容留在寓居住。

并把上海市公安局督察员（即破获此案之陆元虎）曾在本院提起谢少珊口供，
共党名单内指王兆群上具名罗世凡，并谓罗世凡为中共反对派之中央常委；
但质诸陈独秀、彭述之，则坚称罗世凡实在另有其人，并非王兆群，常委亦只有3人，除伊两人外，尚有1张九。

详核谢少珊在江苏高2分院及公共租界捕房两次讯问时亦并无王兆群（即罗世凡）之供述，
该项名单又系辗转抄写而来，自未便采为认定事实之根据。
但该王兆群虽不能证明为常委，然即列席星期常会，其为中共反对派组织中之1分子，更无可疑。

又被告郭竞豪，原告彭道之，即为彭述之弟，又系在王子平之印刷机关，
经守屋警察拘获，况经上海市公安局抄获学校登记表，即共党登记表1纸，
内中载明彭道之于1925年（民国14年）09月在湖南长沙入党，嗣后无形脱离关系，
至1929年（民国18年）12月，复在上海入反对派，曾经担任学生运动沪东区区委及学运，
现在担任组委工作及学运，属于沪西学生之部，1932年06月08日登记等语。

备考栏内并有假名郭竞豪5字之记载，郭竞豪3字虽经涂抹，仍可辨认，
是该被告加入中共反对派团体，亦有相当证明。

惟该被告年轻识浅，因受其兄彭述之引诱，以致同罗法网，情节不无可原，
亦应酌予减刑。

查起诉书认定被告等犯罪嫌疑，
最要之点，以其姓名均与在谢少珊家搜出共党通信处小条内所载姓名相符，又皆搜获反动书籍多种，

并以梁有光经上海市公安局函指为陈独秀派之各省视察员。
本院核阅江苏高2分院卷宗，虽据上海市公安局函称捕获被告等均根据谢少珊家搜出通信处小条，
然经饬传该局科员即破获此案之陆元虎到案，
据供在谢少珊家搜出小条，只有1纸，上面写一阵字，系陈独秀住址，此外并无通信处小条。

被告等系由谢少珊口述前往逮捕者，是被告等被捕原因，究竟何所根据，已属不无可疑。
况经本院向上海市公安局函有梁有光为陈独秀派之各省视察员1点，
据其复称因自首人谢少珊供新闻路东斯文里1044号亭子间，系罗世凡住址，

罗系陈独秀派负组织责任者，故时有外地工作负责人员来沪与罗接洽，且时有寄寓该处者。
然梁有光来沪未久，尚未在组织关系内正式会面，虽未知其详，当系负外地工作责任者等语，
是依谢少珊所口无非推测之词，尤难采为根据。
况梁有光所住之新闸路东斯文里1044号，既系罗世凡住址，则当时谢少珊指拘之姓名，当系罗世凡而非梁有光，
更可证明，所搜获书籍为罗世凡之物而非梁有光所有。

则关于梁有光犯罪事实，已属毫无证明。
至于探警往捕时，既在深夜，梁有光闻声惊慌越窗跳下，仅此1点，亦难即指有参加共党嫌疑。

又被告王鉴堂称，我所住福履里路21号，屋内不止我1家。
我是2房东，书籍复在前楼租户王伯平房间搜出，因王伯平不在屋内，所以将我带案等语。

究竟当时谢少珊所口述者，系指明王鉴堂抑王伯平，
本院质诸陆元虎供称，因事隔日久，已记不清楚。
况本案搜获文书计有8箱之多，其中有供共产之研究者，有与共产无关系者，在该屋内所搜出书籍10种，究属何类，
捕房送案时，已与在他处所搜集者全数混合，文内并未分别记明。
则纵认书籍为王监堂所有，
但是否为研究共产之书籍，既无从证明，即难执此为其加入共党唯一之证据。

被告陈独秀、彭述之，
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
实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2条第2款第6条之罪，
按照同法第10条《刑法》第77条各处有期徒刑13年，
并依《刑法》第106条，第56条，第57条，第4项褫夺公权15年。

王子平、何阿芳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帮助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
按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10条，同法第6条，第2条第2款，
《刑法》第74条，第44条第1项，第3项前段，第17条，第18条，第87条各规定，
应依《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2条第2款，略减各处有期徒刑5年，
并依《刑法》第106条，第56条，第57条，第5项，各褫夺公权7年。

王武（即宋逢春）、濮一凡、王兆群、郭竞豪，
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均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6条之罪，

王武（即宋逢春）、濮一凡、王兆群各处有期徒刑5年。
郭竞豪依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10条，《刑法》第77条，处有期徒刑2年6月，
并依《刑法》第106条，第56条，第57条第5项，
王武、濮一凡，王兆群各褫夺公权7年，
郭竞豪褫夺公权3年。

裁判确定前羁押日数，均依《刑法》第64条，2日折抵徒刑1日。

案内关于供犯罪所用，或犯罪预备所用之文件及违禁书籍（按照卷内目录），
均依《刑法》第63条，第1、第2两款没收。

梁有光、王鉴堂犯罪嫌疑不能证明，
依《刑事诉讼法》第360条，均谕知无罪。
特为判决如主文。

本案经本院检察官朱隽莅庭执行检察官之职务
本案上诉法院为最高法院，
当事人对于本判决如有不服，应于送达判决书之翌日起，10日内以书状叙述不服理由，向本院提起上诉。
中华民国22年04月26日，

江苏高等法院刑事第2庭
审判长推事胡善称印，
推事张秉慈印，
推事林哲长印，
右件正本证明与原本无异，江苏高等法院书记官丁设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