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给前方以机断余地和应有职权【1】（1933年02月07日）

中央局并转中央：

中央、中央局指示我们，以破坏敌人围攻线夺取抚州为战略中心，完全是正确的。
几月来我们本此旨，力求消灭敌人主力，可乘胜直下坚城。
唯关于行动部署，尤其是许多关联到战术上问题的部署，请求中央，中央局须给前方以活动、以机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否则命令我们攻击某城而非以训令指示方针，则我们处在情况变化或不利的条件下，使负责者非常困难处置。
因在组织上、尤其在军事上须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不容丝毫延搁，但在责任上、在环境上，我们又不得不向你们陈述意见。
关于行动部署，共在前方一地开会，宁都会【2】我犹指示其不对，如前后方以电报讨论起来将误大事。
因此，我们恳切请求你们解决这一困难问题，并请中央局派邦宪、闻天【3】两同志代表来前方一行，一方传达中央指示精神，一方更可明了前方作战与红军状况，我们亦有许多意见要当面陈述，因电报无法说明。
恳请你们决定，并电复。

周朱王

07日

【出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

【1】这是周恩来和朱德、王稼祥给中共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的电报。

【2】宁都会，指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的会议。
乐安、宜黄战役后，在如何应敌的战略指导问题上，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后方的领导人同在前方的领导人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
在后方的领导人一直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向北出击，威胁南昌，认为这样才能减轻敌人对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压力。
在前方的领导人周恩来、毛泽东等认为这种战略直接配合的目的难以达到，没有按照苏区中央局原定的计划行动，而是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决定了自己的行动方针。
他们认为“敌人近在布置更大规模的进攻中区，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到来，必需勿失时机地采取赤化北面地区，逼近宜（黄）、乐（安）、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
他们基于上述分析判断，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治委员毛泽东的名义，于09月26日发出关于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命令方面军所属部队由宁都地区北上，分兵赤化宜黄、乐安、南丰之间地区，争取群众，布置战场，以粉碎即将到来的敌之大举进攻。
这是一个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正确决策。
但是，苏区中央局后方领导人对方面军领导的决定十分恼火，以中央局名义决定前方“暂时停止行动”，并“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召开，即宁都会议。
会议“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而其斗争矛头主要指向毛泽东。
会议在毛泽东是否继续留在前方指挥作战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
周恩来主张让毛泽东继续留在前方，但后方领导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
同时，对周恩来对宁都会议和对毛泽东的态度极为不满。
会后，后方领导人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在给临时中央的《对宁都会议经过与争论问题之说明》中说：
“恩来同志在会议前与前方其他同志意见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在报告中更未提‘积极进攻’，以‘以准备为中心’的精神来解释中央指示电。”
“对泽东的批评，当时项英的发言中有过分的地方，但他在结论中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
……我们认为，恩来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
关于召回毛泽东问题，“会前我们即将召回泽东的意见告诉恩来，他亦不表示一定的意见。
在会上提出后，大多数同志都同意，而他提出两种意见，犹豫不定。
我们鉴于他对领导和指挥战争尚缺少自信心，最后方同意他负主持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办法。
这就是我们提出召回泽东经过。”
但是，会后毛泽东仍然离开了前方。
10月12日，中革军委通令“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工农红军第1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
10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11月12日，周恩来在向临时中央报告宁都会议情况的电报中指出：
“我承认在会议中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
会后顾、项等同志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
“后方同志主张召回泽东，事先并未商量好，致会议中提出后，解决颇为困难，因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到后方，加以他神经衰弱得做不出什么事，甚至会走向消极；
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对他个人亦能因局势的展开而更彻底转变。”
“因此我提议前方军事会议制取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
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泽东因不能取得中局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后一种办法。”

【3】邦宪，即秦邦宪，又名博古，当时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
闻天，即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