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10日
作《关于河北高阳蠡县游击战争的错误的批评》，发表于10月13日《斗争》第二十八期，署名洛甫。
以分析批评高蠡游击战争这一个具体的例子，“指出在目前游击战争中一般的错误”。
认为错误有以下三点：
（一）以空谈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具体分析。
表现在过高地估计形势，不去深入发动群众斗争，而决定或命令武装暴动，遭致失败。
文章指出：
“从群众对于国民党的不满，从群众对于苏维埃与红军的希望，到红军为了推翻国民党建立苏维埃与红军而直接行动，这中间还有一个群众在斗争中了解非这样不足以求得解放的切身经验的时期”，“从国民党统治崩溃动摇到它的完全不能统治”，“这中间也存在着一个最剧烈的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时期”。
文章批评河北省委的同志不理解这一点，不懂得经过群众斗争把斗争提到更高的阶段，反而想从“左”的立场去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这是曲解了北方会议关于创造北方新苏区的决议。
（二）离开群众斗争的军事投机与游击战争的发动。
由于对高蠡两县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
认为在高蠡发动游击运动就不需要发动群众斗争，因此，“只看到我们同志的阴谋式的集中武装，购买武装，或‘秘密收缴反动武装’，而没有看到广大的群众斗争的开展”。
文章指出：
“忽视群众斗争，不去领导群众斗争，在群众斗争中开展游击战争，这是我们党在目前发动游击中最大的错误。”
提出“应该打击‘左’的军事冒险的脱离群众斗争的对于游击运动的玩弄。”
批评高蠡游击运动中“英雄式的想为‘民众打天下’”的思想是离开群众斗争的军事投机。
（三）纸头上建立苏维埃政权。
从河北省委、保定特委的文件来看，他们没有弄清楚革命委员会与群众组织的区别，要求游击队所到的区域都建立革命委员会而且还要建立苏维埃。
文章指出：
“这完全是儿戏”，“这样的革命委员会可以是各种各样别的东西，但决不是政权的机关。”
他们不了解，从群众斗争到建立民众政权，“这中间还需要民众自身的斗争经验”。
文章认为，创造北方新苏区的路线要求北方党“不但同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危险做斗争，而且也要同‘左’的盲动主义，立三主义的残余做斗争”。
这篇文章编入《张闻天文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