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04月04日
作长篇社论《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发表于04月25日《红旗周报》第三十七、三十八期合刊，署名洛甫。
文章认为：
革命斗争“使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日益走向崩溃，使中国的革命危机更加成熟，并且把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的任务，放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上”，“拿革命的进攻，去回答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以及一切反革命派别对于革命的进攻：
这是目前中国革命危机中，革命与反革命在决战斗争的过程中的中心特点。”
文章将凡不同于以上对形势与任务的看法的，均都指责为对党的中心任务“发生机会主义动摇”，并认为这类机会主义动摇，是“目前最大的危险”，从而批评与打击了许多地区和同志，被点名批评的有：
山东省委、河南省委、中央苏区中央局负责同志，山东、河南、中央苏区及其他地方、中央职工部的负责同志、满洲省委、中央苏区的负责同志、陕西省委、广东省委、中央宣传部、白区、湘鄂西苏区的潘家旬与万涛、鄂豫边的负责同志、赣东北苏区的一些同志，鄂豫苏区省委、河北省委、山西省委、湘鄂赣苏区、中央职工部刘同志（少奇）、全总党团书记、铁总特派员、上海工联同志、北平及上海党内、中央党报的编辑和宣传部一些同志等。
文章在以下几个方面批评了所谓机会主义动摇，宣传“左”的错误观点。
（一）关于世界革命。
认为“右倾机会主义最明显的表现是在对于目前两个世界的对立，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对立，了解不足”。
认为“日本占领满洲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帝国主义的进攻苏联”，“目前帝国主义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是最主要的危险”，因而“拥护苏联”是当前各国共产党的战斗任务。
（二）关于中国革命。
认为右倾机会主义的观念“对于中国目前两个政权的对立不了解或估计不足”，这样就不能了解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主要原因“是进攻中国革命”，实际上反映了对中国苏维埃政权估计不足。
（三）关于国民党政权。
认为右倾机会主义“过分”估计了国民党统治，看不到其威信已“破碎不堪”，财政完全“破产”，武装力量也在“急速动摇崩溃的过程之中”，因而，在白区，表现为“悲观失望”，“消极怠工”；
在苏区，表现为“对于苏区与红军的取消观点，保守主义与等待主义”，不能“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
（四）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
认为无论在民族革命还是土地革命中，未能争取与保证无产阶级领导权。
批评中央苏区有“农民苏维埃”的观点。
（五）关于工人运动。
批评刘（少奇）、鲁深等同志“对于目前工人运动形势估计不足”，有“先组织后斗争的机会主义观点”，“使我们的同志不能坚决的去准备罢工，组织罢工与领导罢工”。
（六）关于中国革命不平衡发展问题。
认为“革命发展不平衡在全中国是存在的”，其主要表现在“有些区域已经有了苏维埃与红军，而有些区域还没有”。
批评认为“中国目前的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北方的革命运动落后于南方的革命运动”的不平衡发展观点是机会主义观点。
文章认为，“对于上面这许多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的机会主义的动摇或不了解，无疑的是妨碍我们党动员全党同志与千百万群众去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的主要危险”，要求全党同志为使在两条路线上反倾向斗争取得胜利，必须同调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作斗争。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此文是继续和发挥了九一八事变以后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观点的文件之一。
这篇文章对当时敌我形势的估计与中国革命问题不无可取的见解。
如，对于“以为三次‘围剿’失败之后，国民党决不敢再向苏区与红军实行进攻”的估计。
文章指出这种估计是错误的，虽然国民党军阀内部的矛盾无法解决，但不会因此而停止他们对苏区与红军的进攻，他们要在这种进攻中“找求他们内部间矛盾的暂时解决”。
再如，对于中国革命的道路，文章认为“中国革命的特点正表现在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群众把苏维埃政权从乡村推进到城市，从小的城市到大的城市”。
《张闻天文集》（一）选收了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