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03月07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
在会上提出，在上海反帝斗争中，“有一时专门去组织义勇军，又有一时专门去做分米斗争，而忽视经济政治斗争的联系”，抵制日货亦没有与群众切身要求联系起来。
“工联工作没有从机会主义泥坑中跳出来”。
“没有派工反得力干部去贯彻党的路线是一个错误”。

△03月上旬

起草《给工会工作人员的一封公开信》。
信中指出：
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大举进攻上海以来，中国革命更是飞快地向前发展着，这就万分急迫地要求中国赤色工会适应这种客观的要求。
但是目前赤色工会存在着十分严重的现象：
（一）在中国三百万产业工人中，赤色工会的会员只有三千人（苏区除外），而且大半没有经常工作和工会的生活，赤色工会还拘束在极狭小的秘密范围之内。
（二）在广大的失业工人中，仅仅在上海登记了二万罢工失业工人，在数十万上海难民中还没有我们的工作。
（三）在全国的工厂、铁路、矿山中，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工厂委员会。
（四）在黄色工会中，还没有一个多少巩固的革命反对派，连黄色工会的情形也知道的很少。
（五）最大多数的工人自发罢工，赤色工会不能领导或者只有一些“关系”。
（六）五个月来，赤色工会从白区派到红军和苏区的工人不到二十个人，简直没有派遣工人纠察队及义勇军到前线去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信中说：
“赤色工会如果要想成为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主要动力之一，那就非使自己的工作有彻底的急速的转变不可。”
信中指出，工会工作其所以这样落后于客观形势，主要的不能不归咎于工会工作中各种各色的机会主义。
这些机会主义是最大的障碍物。
不坚决地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不彻底肃清这些机会主义，工会工作的转变是不可能的。
为使工会工作有迅速彻底的转变，信中提出：
赤色工会目前的紧急任务是要组织同盟罢工，最大限度地武装工人，动员工人到前线去。
在组织罢工的时候，必须把工人的切身要求和反帝斗争密切地联系起来。
赤色工会应依靠下层统一战线，独立地领导工人的反日运动。
在各大城市发起召集各厂工人的代表大会，成立工人反日会等。
工人反日会应从罢工及工人群众的反日斗争中产生出来，依靠广大群众的斗争而公开存在。
工人反日会中包涵大部各种派别及无组织的工人。
为使赤色工会适合于目前的战斗任务，必须改选赤色工会的领导机关及其全部工作，吸引企业的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积极工人和干部到领导机关，使赤色工会的领导机关真正建立在企业中的群众组织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