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05日
作《为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斗争》，发表于12月《红旗周报》第二十六期，署名平江。
文章联系九一八以后我党对待学生义勇军、抗日救国会直至马占山抗战及其后的募捐运动的态度，检讨了九一八事变以来我党的工作，指出：
“我们没有能够抓紧民族革命运动的主要意义”，“我们在全中国民族觉醒的前面，没有能够很充分的利用这一觉醒，来开展民族革命的斗争”，“在广大的民族革命运动上，犯了关门主义的错误”。
文章坦率地承认.“广大的群众，总还觉得共产党的主张是远水救不得近火，还觉得共产党没有能灵敏的满足他们的民族的要求。
甚至以为共产党是根本反对‘爱国运动’，‘抵货运动’与‘民族运动’的。
当然民众这种感觉，是有它的真实根据的。
这一根据，就是本党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的深沉的关门主义！”
文章鲜明地提出“为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斗争”的口号，认为不要“只是机械的在每一宣言上写上‘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的口号”，应该加强对于民众革命与民众政权的宣传工作。
文章仍然指出：
“中国共产党必须站在这一斗争的前线，号召全中国工农与革命的民众，自动武装起来，自动组织起来，去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去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
并在反对关门主义的同时，仍然将《社会与教育》派等中间派别看做“反革命派别”，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敌对力量。
此文编入《张闻天文集》（一）。

△同日
作《国民党的秘密外交与大拍卖》，发表于12月《红旗周报》第二十六期，署名洛甫。
当时日本改变了“向北满进兵”的策略，转而将军队向南移动，进攻锦州、天津，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冲突。
文章揭露，国民党政府采取了投降帝国主义的政策，它“双管齐下”，一方面“同日本开始直接谈判”，一方面“请求列强直接干涉中国”，“共管中国”。
文章认为，“一切要国民党政府去反抗帝国主义的尝试，现在都已完全失败”，号召以“民众革命”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统治，取得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