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0月18日
随感录《〈社会与教育〉的“强硬外交”》发表于《红旗周报》第十九期，署名平江。《社会与教育》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反日运动中提出“对日宣布断绝国交”的主张。
文章认为“这完全是一种幻想”，批评这种主张“真是一撮撒到工农学生群众眼睛里去的灰砂”。
认为《社会与教育》是用“左”的空话宣传三民主义的刊物；
陶希圣、胡愈之、樊仲云是“国民党宣传员”；
“强硬外交”的“绝交”论是一种花言巧语，“表示了它的特别的丑态”。
文章对各中间派别的主张逐一介绍并点名予以严厉批评，包括：
国家主义派、新月派（胡适之、罗隆基、王造时）、《社会与教育》派（胡愈之、樊仲云、陶希圣）及托陈取消派（陈独秀），认为他们把“宣战”与“国防政府”当做中心口号，“实际不是为了对付日本，而是为了对付革命民众”，“维持”“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
对于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党内各派别主张召开“和平统一会议”，成立“统一政府”，也未能指出内部矛盾的发展变化，只是认为是“用这种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来团结他们的内部，以镇压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