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04月底
作论文《是取消派取消中国革命，还是中国革命取消取消派？》，副题为《评‘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反对派政纲’》，发表于05月10日《布尔什维克》第四卷第三期，署名思美。
文章比较系统地批驳了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各反对派经过三个月争论得出的共同的“统一政纲”，着重揭露他们一贯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一贯对中国革命取消失败的态度和反革命本质，捍卫了中共六大的正确路线。
文章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批驳和揭露了取消派。
（一）关于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
在此问题上取消派认为，1925年至1927年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终结，资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工农运动完全处于衰落状态，整个形势是“两个革命过渡时期”的反动阶段。
文章征引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大予以批驳，认为大革命的失败是暂时的，造成大革命的一切经济政治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革命的形势不久会到来，所以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政治的形势是处在“两个浪潮之间”。
至于政权性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从叛变了中国革命之后，虽然也参加了地主与买办阶级的政权，但是政权的主要性质还是地主与买办阶级的。”
中国目前革命的性质“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过去革命所要解决的任务，现在还是没有解决，革命的动力是工人与广大的劳苦群众。”
“资产阶级的革命，可以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也可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
（二）关于革命的策略问题。
文章指明中国共产党在目前革命阶段为实现革命的民主的政纲而采取的策略是，“中国共产党要以革命，要以武装暴动来实现他的政纲。”
这是同取消派的策略根本对立的。
在取消派看来，“武装暴动，现在是绝对不需要的，因为中国‘第二次革命’已经终结，而第三次革命又远在将来！”
文章痛斥取消派：
“是彻头彻尾的国民党反革命统治的拥护者”；
揭露取消派的欺骗与叛卖策略，实际上就是：
当中国的工农群众为实现革命的民主的政纲“拿着武器起来暴动时”，取消派却说“现在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没有无产阶级政权，现在你们还不能胜利，你们还用不着组织红军与苏维埃。
你们还是等等罢，你们要等到国民党借外债复兴了中国的经济，再等到经济发生恐慌，等到重要的工业和政治中心的工人开始革命，等到了他们革命胜利之后，那时你们再来成立红军成立苏维埃罢。”
（三）关于取消派的性质。
取消派在“政纲”中标榜自己是共产国际中的“左派”，“是马克思列宁的革命传统之承继者”。
文章指出：
“政纲”确好证明，“取消派是脱离，惧怕，并反对工农群众的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反革命的集团”。
他们“已经右到再不能右，右到公开的拥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同改组派第三党的政纲，根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同时，又指出中国取消派各派中陈独秀、彭述之等同托洛茨基主义者“不能完全相同”，他们只是“暂时的联合”，“这是一群没有军队的大将军的结合，他们的团结当然是不能长久的”。
而国际上的托洛茨基派，“实际只有几个全军已经覆没了的败将”。
文章预言：
“不是取消派取消中国革命，而是中国革命将取消取消派！”
文章在捍卫党的六大纲领的同时，显然也贯彻了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思想中的“左”的观点，如：
对中国革命的任务，规定“不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地主与买办阶级，而且也是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与乡村富农的”。

△1931年春
在上海领导成立“中国工人通讯社”（英文简称CWC）。
由李一氓代表中宣部召集林电岩（负责人）、童我愉、朱伯深、冯达举行成立会议。
1932年春季以后又有潘企之参加。CWC每周或十天发稿一次，中文为复写稿，英文为打印稿。
党中央1933年初迁往江西后，CWC仍坚持活动，直到1935年上海地下党遭大破坏时才停止发稿。
继林电岩后任该社负责人的是朱镜我、董维键、李少石。

△1931年同季
在上海兆丰公园会见丁玲。
丁玲希望到苏区去。
后经研究，要丁玲留在上海，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