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04月18日
作《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及其他——答湘鄂西特委的信》，发表于05月25日《红旗周报》第七期，署名思美。
文章明确认定“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是“左”的口号，指出这个口号不但在目前“不能应用”，“就是中国革命在全中国或几个主要省区取得胜利时“也决不能提”。
我们所主张的是“平均分配一切土地”，而平分一切土地和没收一切土地区别很大。
前者“只是把土地平均分配了，地的所有权还是属于农民”；
后者则“取消农民对于土地的所有权”。
托洛茨基主义者“不承认中国革命目前为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因而提出没收一切土地的主张，这是不足为怪的。
在分配土地的办法问题上，文章引用《土地法草案》，说明“我们的办法，应该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以劳动力与人口为标准，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在平均分配的时候，富农所分得的土地应该是最坏的土地，地主，以及豪绅等绝对不能分得任何土地”，并说这是国际东方部的主张。
但是文章认为，平均分配一切土地之后，“农民的分化，还是必然要发生的”。
“以为平均分配土地就可不发生富农，不发生资本主义”是错误的观念。
在目前阶段，想消灭富农，想把农民所有的一些剩余完全没收（如鄂豫皖苏区实行的不正确的累进税办法），也是有害的。
苏区内应容许土地的买卖和租借，但同时“还要提倡互助的组织”。
文章指出：
“在苏区内现在禁止土地的买卖与租借，不免是过早的，跳过革命阶段的政策。”
并指出实行这种过“左”政策的结果是“荒废土地的增加”，从而带来粮食供给的威胁。
以至“危害到工农的联合”。
文章批评这种政策是“小资产阶级的均产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反映。
文章指出了富农经济发生和发展的必然性，在平分土地以后，“必然有一部分农民自愿出卖他所得的土地给新发生的富农耕种”；
但同时又将富农笼统地与地主一样看做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