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给红4军前委的指示信【1】（1929年08月21日）

前委诸同志：

07月中寄来各种报告及决议案与表册均由闽省委前后转到。
最后一信你们说已派陈毅【2】同志前来，因此，关于红军中许多斗争策略问题及党内争论问题，我们均将等陈毅同志到后，与他作更详细的讨论，再给你们以更正确的指示与批评。
现在只就你们所急盼回答与急应使你们知道与遵守的问题先述如下：

一、目前政治局势关于军阀战争部分，恰如你们来信所分析“中国反动政局继续往混乱中走”，但在你们来信后所发生的政治变化却是中东路问题【3】。
关于这一帝国主义、国民党联合进攻苏联的事变，中央已有各种文件发出。
目前问题的中心是，不论帝国主义强盗在瓜分中东路上还有其各自的利益不同的方案，但在进攻苏联这一点，却总是一致的。
无论南京政府秉承帝国主义意旨用何种方式处理中东路，或是奉系军阀直接受日本帝国主义指使单独处理中东路，总是与苏联以不利，而中东路必成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之有力的军事根据地。
故在中东路问题上即使不爆发战火或延迟几个月以至一直延迟下去不解决，但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布置总必着着进步。
现时奉系军阀之一切军事上的布置已经予日本以大利，南京政府亦正在利用这一问题，加紧对于全国的剥削，并调兵北上，准备时时可为帝国主义尽力。
自然在中东路问题上不仅不能丝毫减少帝国主义强盗间的彼此冲突，反因此而更加紧其冲突。
即是国内军阀冲突也决不会因此减少，且东北、西北各系军阀正好借此向南京政府要饷索款而真实地准备他们自己间之未来的新冲突。
但我们站在阶级的革命的利益上，必须认定帝国主义、国民党武装进攻苏联是这次中东路问题的主要内容，我们必须动员全党、动员群众准备武装保护苏联，以回答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之反革命的战争。
在这一任务前面，中央已正在加紧对于全国工作的布置。
你们的任务便首先是：
游击区域的发展、农民武装的加强、红军的扩大，而土地革命的深入更是根本任务。

二、目前“三省会剿”【4】的实施，使我们战斗的任务更加严重。
但正因其严重，你们必须发动更广大的群众来参加这一战斗，来冲破这一狭小的局面向各方面游击。
群众只要发动起来，农民武装只要逐渐增加，尤其是土地革命只要逐渐深入——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与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要日益扩大，则红军便是游击他地，也不会使闽西工作受到若何大的损失，且可以使这一土地革命浪潮波及他处，使敌人军队疲于奔命。
依你们来信所说及报纸所传，似你们正在向东北游击。
当然这一路敌人力量是比较空虚的，但你们所应切记的便是群众的发动与武装农民。
凡你们经过之区，必须使红军不仅尽其作战的努力，还须成为广大的宣传队以发动群众彻底地收缴民团散军的枪械以武装农民，使群众能广大地在土地革命任务之下行动起来。
只有如此，你们的游击任务才算达到，才不致空空走过群众的乡村。
敌人这次围攻你们是较有决心的，自然他们中间还有许多弱点，但我们应付他们应更加慎谨周详，万不可轻敌。
你们应知现在朱、毛红军对于全国的政治影响较对于闽西一处大得多，能保全这部分实力而更扩大之，便是对于全国政治影响的保全与扩大。
因此，你们在战略的决定上不应轻于求试，不应死守一地，使敌人得集全力来消灭你们。

三、你们在目前游击区域的宣传，必须与全国的政治宣传联系起来。
因此，关于中东路问题之一切宣传，你们必须尽量传播，必须联系到反对世界大战，反对瓜分中国与保护苏联上面，必须使农民群众对于土地革命的认识能与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建立密切的联系，对于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的战争所加于中国工农劳苦群众的祸害，要使其如对军阀战争所加于人民的祸害一样地了解，并要使其了解能站在同情于苏联一方面，引起他们与统治阶级斗争以保护苏联的决心。

四、在这种严重的局势之下，你们第7次代表大会【5】的主要精神是在解决党内纠纷而没有针对着目前围攻形势，着重于与敌人的艰苦奋斗——这不能不说是代表大会中的缺点。
固然，你们一切决议案是极力向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做的，但对群众的影响，却很有可能使他们转移视线着重于党内的斗争而放松或看轻与敌人的当前斗争。
即从你们的文件语句中间，也可看出你们整个的精神是正用在对内。
刘安恭【6】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润之、玉阶【7】同志亦特别重视个人的争论。
尤其重要的是各方面都主张扩大军事中的党内民主化，玉阶主张固然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便是润之的答复也还不能对于军队中之党的支部工作，尤其是在目前转战千里之红军中党的支部工作有一明确的答复。
对于集权制没有勇敢地回答它是在目前与敌人肉搏的环境中所绝对必需，而同时又没将“党管一切”【8】之不妥当的涵义与解释，给以恰当的批评。
这些都证明你们在一切组织路线上还欠缺正确的认识与了解。
当然，这不是说，你们便不应为正确路线而斗争了，而是说你们在目前敌人四面包围中，主要的任务是在向敌人奋斗。
党内为正确路线的斗争应从积极方面联系到与敌人斗争的任务上，使全体同志热烈的精神不仅用在党内为正确路线的斗争上，且更移此精神集中力量向着敌人。
你们代表会的决议案无一语引导全体同志向着敌人争斗。
固然你们会是解决党内纠纷，但在大敌当前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你们应指出红军中党的生活之正确路线，号召全体同志消灭一切纠纷，一致地拥护此正确路线，向着敌人奋斗。
在这种危急时候，谁固执着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成见，谁便是破坏这艰难困苦转战千里的革命组织，客观上帮助了敌人，谁企图将一些个人纠纷扩大成派别之争而忽略了或放松了与敌人的战斗，谁便是放弃了当前的革命任务。
代表会议决案的内容与润之、玉阶诸同志信固然有许多是正确的话，但缺乏这一重视与敌人争斗的精神，便使一切问题的解决得不到更正确的斗争出路。
这需要前委同志号召全体同志在中央这一指示的精神之下，整饬自己的队伍，正确自己的路线，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意识，向着敌人作艰苦的战斗！

五、现在中央还不是要答复你们来信的全部，因为这将待与陈毅同志面谈后较易得到更详细更正确的了解，在这封信中，我们只将几个较易解决的原则问题告诉你们：

（一）“地方武装与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你们这一意见非常正确。
并且在游击时期，你们必须彻底消灭民团防军警察的武装去武装农民，在闽西这种可能更多过赣东南。
固然，红军的扩充是必要的，但红军扩充的基础必须建立在地方武装上。
有了武装农民的事实，广大的农民才更易投身到红军里来。
故武装农民实是扩大红军的前提，你们必须坚决地执行这一路线，应视与发动群众斗争一样的重要，不容许有丝毫动摇。

（二）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每一个红军士兵都负有向群众宣传的责任；
整个红军的游击，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忽视了这一点，谁便要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
故红军中政治部工作及宣传队组织（或如你们所称“宣传兵”）是红军中政治命脉，其作用决不减于战斗兵，如工作不好、组织不得法，那是另一问题，然决不能因此便摇动了根本路线。
否则我们的红军，为着何来？
红军对全国的政治影响又建立在哪种基础上去？

（三）“党管一切”的口号，在文字的涵义上，在群众的了解上，都不正确。
不仅可以引起不正确的解释，且必然要引起不正确的认识。
因为此口号如用在党内，则不明其意何指。
如系指党员一切行动须受党的支配和监督，则又不需此口号；
如系指党团须在群众组织中起领导作用，则又不甚切合。
反之，如将此口号放在群众中、群众组织中宣传，则必与国民党的“以党治国”的精神无异，必阻碍了群众自己建立政权的决心，而认党尤其是红军，是天外飞来的“救苦观音”。
这万万要不得。

（四）在目前游击状况下，前委与军委实无须采取两重组织制，但这并不是说前委之下便不可组织军委了，而是说几县割据的政权并没成立，前委仅仅执行它游击的任务，故前委与军委应合在一起。
假使几县苏维埃政权成立，他们之上可以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临时政权，则党的组织“前委”便须用更大的力量指导这几县的工作与力图苏维埃区域的发展，实质上便是前委变成这一区域的特委，或与原有的特委合并。
另外便须组织军委，公开的属于革命委员会，在党的组织上便受前委指挥，专门处理军事工作，红军便归军委调遣。
但现在闽还没有此种情势，故前委的作用仍限于军中，与闽西特委只取横的关系，自然用不着再组织军委了。

（五）在红军中党的组织原则，尤其是目前环境中之红军党的组织原则，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才能行动敏捷，才能便于作战，才能一致地战胜敌人。
但这并不是说如此便没有党内民主化了，如此便不执行“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了，如此便可恢复家长制。
不是的，绝对的不是。
在比较集权制之下，绝不会妨碍党内民主化，许多政治问题斗争策略还是要提到支部中去讨论，不过讨论时要更有集中的指导、敏捷的结论，使其不妨碍于战斗的行动，而一切组织的事务处理，要更集中于指导机关，以统军权。
至“一切工作归支部”的涵义，是要使每个党员都能在支部中得到工作的分配而为党工作，纠正过去党的指导机关常有包办一切代替支部工作或直接指挥党员工作的现象，绝对不是说党的一切工作、一切事务、一切问题都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
民主集中制的党既绝不容许，尤其在红军中，在日有战斗的红军中更绝对不容许有此种倾向之生长。
所谓集权制当然是指在集体指导组织中的集权，绝不是个人的集权。
自然在一个委员会中，既有一个书记，他在会议席上、在处理日常事务上，必然要比别人多负点责任。
尤其在军队中，在作战的军队中，党的书记当然更要多负些处理日常事务与临时紧急处置的责任——这是书记的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
我们只要问一问为什么红军中的指挥不采取委员制，便可懂得军中党的书记职权也必然要集中些了。

（六）润之同志信中有一点说到军中党员的成份，他认定全军一千三百二十四名党员中，工人党员占三百一十一名，故党内遂发生了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的不正确思想。
这种观察一方面是对的，但不加解释则必致失之机械。
第1，我们必须认清目前红军是广大的农民群众所组成，我们能从中吸收了三百一十一名工人同志，其数并不算少，问题是在如何训练这些工人同志，使其成为军中党中的干部，加强指导机关之无产阶级领导。
第2，军中党员农民占多数，这并不是危险现象，问题是在农民的成份上，要多找雇农贫农，要多使之受到无产阶级的教育，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以趋于党的一致。

六、在目前的环境与工作的需要上，润之、玉阶两同志应遵守代表会的决定，一致地努力工作。
安恭同志应依照中央前信的通知调来中央。
至赴莫学习事，现已中断，自不必前来。
且就你们的名单看来，大多是负重要工作的同志，似你们于决定时并没有估计到目前环境的困难、工作的重要而带有取消倾向，这不能不说是受着整个代表大会侧重于党内争论的影响，望你们迅速予以纠正！

专此，共产主义的敬礼，并祝你们在群众拥护之下战斗胜利！

中央

08月21日

【出处】

根据周恩来手稿刊印。

【注】

【1】1929年06月下旬，在福建龙岩召开的中共红4军第7次代表大会上，对红军党内长期存在的关于党的领导、政治思想工作、红军的任务等问题再次发生争论，仍未取得一致意见。
会议改选了中共红4军前委，陈毅为书记。
会后，离开红4军主要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到闽西养病兼做地方工作。
08月13日前，中共中央收到由福建省委转来的红4军前委关于“七大”的报告、决议及附件（包括毛泽东06月14日给红4军第1纵队纵队长林彪的复信、朱德的信以及刘安恭的信）。
0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朱、毛问题”。
周恩来在会上指出：
这是历史上很久以来意见不同的冲突，因他们很努力，故未大的爆发。
应和即将来中央的陈毅讨论后再做整个的回答。
目前应去一封信，勉励他们，同时要批评他们不应有的消极观念。
本篇是周恩来会后起草的指示信。

【2】陈毅，1928年04月与朱德一起率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历任红4军第12师师长、红4军军委书记、前委秘书长等职。
1929年06月在红4军第7次党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前敌委员会书记，08月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

【3】中东路问题，指1929年07月10日，国民党政府单方撕毁中苏协定，以武力夺占中东铁路的事件。
07月17日，苏联宣布同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
中东路是1896年清政府与沙皇俄国签约后由俄国投资在中国东北地区修建、经营的一条铁路。

【4】“三省会剿”，指1929年07月上旬，蒋介石以赣军第12师师长金汉鼎为总指挥，组织赣、闽、粤三省国民党军对红4军和闽西苏区进行的所谓“会剿”。

【5】指红4军第7次党的代表大会。

【6】刘安恭，当时任红4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7】润之、玉阶，即毛泽东和朱德。

【8】据有关当事人回忆，“党管一切”不是毛泽东的原话，毛泽东说过党什么都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