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1】（1929年02月07日）

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

自六次大会新中央回国工作半年来，几次派人通信给你们，始终未能得你们回信，真不胜焦念。
只是赣西特委在前两月曾来一信，说你们给中央来了一个报告为他们遗失了，而中央托他们转给你们的信也同遭遗失。
其原因恐系同志窃去向敌人告密，现正在严查中。
但即此已是妨害了你们工作，帮助了敌人进攻的布置。

敌人这次进攻计划第1步似已失败。
你们的主力现已退出井冈，依报载似经过大余往南雄拟与胡凤璋【2】部会合不遂而又转往三南的。
你们的别支似经过杨眉寺往信丰以牵制赣州王均【3】部队的。
报载你们将经寻乌往闽粤边境。
我们根据湘赣边境土地革命的深入，武装群众多湘赣农民，尤多湖南农民，以及前年南昌暴动的经验与海陆丰苏维埃的失败，判断你们未必即取入闽粤边境的计划。
不过，另一方面根据敌人军事的布置，你们由大余经汝城开往湘东的不易，以及闽南农民斗争最近的发展与闽粤边境的较为空虚，亦曾预料你们或有不得不走闽粤边境的一着。
现时情况虽未大明，但你们的主力确已离井冈至赣南。
中央对于你们的指示在原则上仍与先前的指示无大变更，现在再将各项问题的要点重复指示如下。

目前的国际情形，依国际大会【4】的分析，世界革命已走入第3期，世界资本主义因生产量的恢复与发展又发生了新的矛盾，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又需要重新瓜分世界争夺市场；
生产的合理化在资本主义世界更增加了工人失业、减资、加时的痛苦，各国工人运动更加左倾；
各帝国主义一致地向苏联进攻，更证明苏联政权的巩固与增加帝国主义的恐慌；
殖民地民族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印度罢工的高涨与中国群众斗争的复兴。
在这一期的国际任务是：
反对世界大战，拥护苏联，反对瓜分中国，保护中国革命。

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冲突已日益加剧，英、美的冲突成为未来世界大战的中心。
英在欧洲便联法以制美，在亚洲便联日以制美。
日、美冲突仍成为太平洋战争的中心问题。
自济南惨案直至目前新关税协定【5】的实施，美、日的冲突更加明显。
美帝国主义显然是以其财政资本企图垄断中国。
中国资产阶级与蒋系军阀已显然依赖美国金元以达其发达资本主义压服革命的企图。
美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是日有发展，现在南京政府正在极力进行各项借款与聘请美国顾问的卖国工作。
相反的方面便是英、日两帝国主义仍极力进行其瓜分割据的企图，扶助桂、奉两派军阀霸占西南、东北以及长江上游，以延长中国的封建势力。
自然英、日中间亦有很多矛盾，尤其是过去一年间长江流域的商业竞争显然是英、日在争霸，故武汉、广州、南洋的排日多少带有当年省港罢工的回报意义。
中国统治阶级中，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根本不能调和。
只是资产阶级目前尚需要一个虚伪的和平与形式的统一，以求得帝国主义的赞助，好恢复交通，相当地减轻租税，企图商业振兴、运输便利。
买办地主阶级的武力现在虽不甘于受资产阶级的进攻，但目前也尚不利于直接开火，故编遣会议仍然在相互的让步中成就了暂时妥协、虚伪、和平的相持局面。
在这一相持中，当然各自还时刻不忘准备更大的冲突。
所以两派战争的直接开火终于不可避免地要到来。
各派小军阀虽还各有其地方性，愈易爆发其军阀混战，但混战结果也终于不可避免地要联结到两大系军阀的对峙局面之下。

统治阶级在目前稳定的可能有多大？
在中央的分析认为，武断地说统治阶级绝对没有稳定可能也非事实。
但依照资产阶级与地主买办阶级根本的矛盾得不到地主减租和帝国主义更多的让步，各帝国主义在华彼此间的矛盾冲突将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困难，军阀制度的存在，工农斗争的不断兴起，均是证明资产阶级稳定的可能限度极小。
稳定的可能小便是崩溃的前途多，故军阀战争也如世界大战一样成为中国革命群众反对的主要对象。

但军阀战争——两个统治阶级的冲突虽终不可避免，然目前仍是相持局面，对革命仍是一致的压迫。
且它们因为各自加增其战斗力起见都在争夺群众做他们政争的工具。
自然资产阶级的争取群众是要以改良主义的口号欺骗；
封建阶级则根本在屠杀群众、不要群众，但目前在策略上则因受资产阶级争取群众策略和群众斗争发展的影响，亦利用改良口号来欺骗群众、收买群众领袖以为己用，或是组织劳资或佃主合组的工农会以便御用。
因此，全国工人阶级的斗争虽然复起，但困于我们领导力量的薄弱和工人组织力、斗争力还未健全以及改良主义的欺骗影响，以致工人斗争很难造成广大的革命发展。
农民斗争在南方则因城市工作未能建立和发展得不到城市领导致许多苏维埃区域都相继失败。
现时的斗争虽还在继续着，仍总是起伏无穷。
北方农民运动多还停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乡村阶级分化亦极不明显，反军阀捐税的运动多为新豪绅（中小地主与富农的化身）所领导、所出卖，以换得乡村村长的地位，以延缓农民反地主的斗争。
兵士的阶级觉悟在南方虽渐发展但在北方则甚落后，且其对土地革命的认识还未深切，故全中国的军队、民团仍然为军阀豪绅用以屠杀工农的工具。
城市的贫民虽因苛税杂捐的繁重、生活的痛苦、教育的破产对现政府渐致不满，但对国民党仍未能完全打破幻想，对我们亦还多未能为政治上的了解、政纲的接受，甚至还认我们为杀人放火的匪党。

党的方面自广州暴动后城市支部更加走到削弱的地步。
到现在，除上海、香港还有支部的组织，其他重要城市产业支部的组织有的仅具形式，有的连形式都不存在。
乡村中党的组织，在南方虽甚发展但多半是群众的组织，且常随着农村暴动胜败而起落，有时一县可发展到数千数万党员，有时一个也没有。
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既如是削弱，而干部分子又因两年来白色恐怖的摧残损失极巨，故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经六次大会正确路线的指导终还未健全起来。
加以革命失败的反映、非无产阶级意识的浓厚、党内政治水平线的低落，一般干部分子的观念更易消极、悲观、动摇、错误，以致党到现在还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群众斗争的先锋队。
所以，就统治阶级趋向崩溃的前途看来，它对革命的危机一个也不能解决。
而就工农斗争仍继续存在的形势看来，中国革命的高潮仍是必不可免地要到来。
只是党的领导力量薄弱，工农群众的组织和斗争都还未能有健全的较平衡的发展，故革命的主观力量反不能促进这一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有时因主观力弱，任凭客观的形势如何有利，反会延缓或阻碍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目前的革命性质仍在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阶段中。
革命的任务是赶走帝国主义与彻底地消灭封建阶级，革命的动力却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兵士及城市的贫民，所以革命的目的必然要推翻豪绅资产阶级——中国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
因为革命是无产阶级在领导，资产阶级早已背叛革命，而革命的任务必然要走到打倒帝国主义，加以世界革命的发展与苏联的存在，故中国革命又必然地要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

六次大会指示的争取群众的中心任务，在目前更证明是极正确的需要。
我们党若不能团结广大的工农群众尤其是产业工人群众于党的周围，任凭客观的政治环境于我们如何有利，工农的斗争如何发展，甚至农村苏维埃区域还能继续建立，红军的组织如你们所领导的队伍在其他区域又能存在，但仍然不能促进这一革命潮流的高涨。
因为目前的形势很显明：
无产阶级若不在我们党的指导之下领导革命的发展，则反帝运动——尤其是反日运动便如目前的复兴也会被资产阶级领导向着反革命方向走，工人斗争可以为改良主义的口号所欺骗，暴动的农民区域可以为敌人聚集的力量在城市斗争已经被压下去之后来图谋消灭（自然不能根本消灭）。
这一困难的环境，需要我们党以无产阶级极大的耐苦的努力来战胜它。
故目前党的主要工作在建立和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主要的是产业工人支部）与领导工农群众日常生活的斗争和组织群众。
但这并不是说土地革命我们不求深入，农民自发的暴动我们不去领导，乡村的游击战争我们不去发动，农民的武装组织我们不去工作，而是说我们这些工作必须与目前党的中心任务、中心工作相适应，必须与日常生活斗争和群众组织相联系。
然后这些群众斗争的发展才能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较平衡地前进，才能促进全国的革命高潮。

因此，你们所领导的武装力量也宜在这一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前面重新估定一下责任。
中央依着六次大会的指示，早就告诉你们应有计划地、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
中央这一指示主要的条件是，根据于目前全国的政治形势，需要发展农村中广大的普遍的斗争，所以采取这一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的政策。
不过，这一政策的指示或者是未达到你们的组织，或者是未为你们所接受、所采取，故这次战争中你们所取的战术仍然是集团的行动。
自然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中，你们目前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战术。
只是中央的意见仍以为，你们必须认清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坚决地执行有组织的分编计划。
但你们切须弄明白：
中央决不是要你们采取失败主义的精神将红军遣散回乡，而是要你们在适宜的环境中（即是非在敌人严重的包围时候）、可能的条件下（依照敌人的军力配置和我们武装群众的作战能力与乡土关系），分编我们的武装力量散入各乡村去。
部队的大小可依照条件的许可，定为数十人至数百人，最多不要超过五百人（自然这不是太死板的数目）。
这些分编的部队必须互有联络、互相策应，且须尽可能地散在农民中间，发动农民的日常斗争走入广大的土地革命。
现在你们的部队不管是仍留在赣南的三南或又退入湘东，必须采取这一决定。
不然，东窜西奔，这一武装力量将日益与广大农民群众的日常斗争隔离而成为农民群众以外的一个武装力量。
自然在革命高潮来到的时候，农民的武装能愈加积聚成为红军的组织，从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看来是愈于革命有利的。
但目前的问题中心并不在此，而是要计算这一武装力量如何能避免敌人的消灭。
有时为作战起见，许多武装力量必须联结起来，但决不宜在任何时候竖起一个集中的目标给敌人攻击。
过去海陆丰、琼崖的红军成例，因为集中的缘故（自然海陆丰的红军有不得不集中的客观条件，如兵士多外籍人，但也不是绝对不可分编的），便易于为敌人击破甚至消灭了多部分。
故湘赣边特委所领导的部队必须懂得这个教训，急速地在被敌人击败之后采取保持实力散在乡村中去的分编部队计划。
假使你们退避的路线是往闽粤边境，则分编计划便须更从长计议。
因为部队群众多为湘赣人，分散在闽粤乡村必极难深入，故一时的集中组织或还需要，但仍应尽可能地采取游击战争发动群众的策略，切忌将自己做成太平天国式的农民军队的行径。
闽南近半年来农民斗争颇发展，尤其是永定暴动在乡村中支持了六个月，现在虽失败了，但并未根本消灭。
且斗争的发展极广，不只永定一处，许多县都有我们党的组织。
如你们领导的部队果开往闽南，必须十分注意助长闽南农民斗争的发展和扩大。

中央依据于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
两同志在部队中工作年余，自然会有不愿即离的表示，只是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的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在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
一方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利便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更多不便；
一方朱、毛两同志于来到中央后更可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
两同志得到中央的决定后，不应囿于一时群众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的、更艰苦的责任，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至部队的分编与两同志脱离部队的办法，另由中央军部拟具详细计划附去（此计划当然不能机械地执行，要很活地运用）。

湘赣边特委组织仍暂存在，其改组办法由你们自己决定。

中央

二九·二·七

【出处】

根据周恩来手稿刊印。

【注】

【1】这是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毛泽东和朱德的指示信。
此信于1929年02月0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通常被称为“中央02月来信”。
发信时红4军的处境相当艰危。
1928年08月，红4军在湘南的“08月失败”中遭受严重损失；
11月起，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以优势兵力发动第3次“会剿”，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4军主力在1929年01月14日离开井冈山，20日在大余又遭受失利，被强敌尾追。
处在如此危险的环境，红4军前委曾一度准备分散活动，但是分散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因此放弃了这个计议。
中共中央在六大结束后，几次派人给他们送信，一直没有得到回音，对红4军的情况缺乏具体了解，十分焦急。
另外，当时六大虽然强调建立工农红军的重要性，但对农村斗争和武装割据的作用估计不足。
共产国际认为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容易被敌人消灭，并且会妨害老百姓利益，要求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提出要调朱德、毛泽东去学习。
指示信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
这自然是不正确的。
信写出后两天，红4军主力到达江西瑞金以北的大柏地。
第2天，在大柏地诱歼追敌刘士毅旅大部。
这一个大胜仗，扭转了红4军原来的被动局面。
接着，又在吉安的东固地区同赣西特委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2、第4团胜利会合，在这里站住了脚跟。
04月03日，红4军前委才接到中央在两个月前发出的指示信。
信中忧虑的语调，同红4军刚刚欢庆大捷的胜利场景显得很不协调。
05日，红4军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
中央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并表示不同意朱，毛离开队伍。
这时，由于客观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的认识也在改变。
04月04日（也就是红4军写报告的前一天），中央常委讨论红4军问题时，周恩来说：
朱、毛出来问题，原则上是如此，但现在实际情形要写得活一些。
08日，中共中央发出经周恩来修改过的给毛泽东、朱德的指示信。
信中说：
“军阀战争本身不是革命高潮”，“以为有军阀战争就一定表示着统治阶级将要很迅速地崩溃，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红军目前的总任务是：
扩大游击战争范围，发动农民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
虽然当时还没有接到红4军前委04月05日的报告，信中已不坚持要朱、毛离开红4军，只是说：
“润之、玉阶两同志若一时还不能来，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与中央讨论问题。”
调朱、毛出来的事，实际上就此作罢。

【2】胡凤璋，当时任国民党军第16军第一游击司令。

【3】王均，当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陆军第7师师长。

【4】国际大会，即共产国际第6次代表大会。

【5】1928年07月间，国民党政府发起了向帝国主义乞求支持的“改订新约运动”。
07月24日，首先与美国签订了“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随后，国民党政府陆续与德、挪、比、意、丹、葡、荷、瑞（典）、英、法、西等国，缔结了“友好通商条约”或“新关税条约”。
此处的“新关税协定”泛指1928年国民党改订新约运动期间与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缔结的关税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