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日

蒋中正电呈国民政府谭延闿主席，并转中央委员会，请以本党名义致书日本各政党及头山满、犬养毅各同志，宣布济案发生以来之情形，希望日本国民了解我国民革命之目的，并为王道之干城。盖自济南惨案发生后，日本国内已发生政潮，不仅其在野党反对田中内阁，日本舆论亦认为责在日本，但尚有一部份人士因受田中内阁之蒙蔽，难免认识不清。而日军参谋本部部长松井且来函，仍强邀我方派遣全权代表赴济南，签订所谓临时协议，并谓如不签订军事协议，则济南事作将有扩大之虞。冀图利用秘密伎俩，强迫我方接受其无理条件，蒋中正以我方唯有以光明严正之方法，始能胜彼，因此建议中央以本党名义致书日本各政党及名流，以促日本国民之觉悟也。

附录

　国民政府与中央常务委员致日本各政党及名流电曰：

「中国国民党领导之国民革命，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此为一般文明国人民共有之要求。国民革命军为反对北北军阀而出兵北伐，更纯为中国内政问题，绝非他国所可任意诬蔑、藉辞干涉者也。保护侨民，自有常轨；乘机出兵，已属叵测；不谓更有如济案发生以来之强暴举动，我中日两国之邦交，东亚和平之前途，将为一二军人破坏净尽，此非仅本党所痛心疾首，亦必贵党贵同志等所戚然不安者。济案发生之直接原因，今尚各执一辞，当待有公正之调查。兹因福田师团长要求先订军事协议，故一切调查，无从着手。而我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自北伐以来迭颁严令，保护外侨；事变猝起，更竭力制止所部之抵抗及其不采取敌对行动；旋复命令各部队，远离济南；此种事实具在，不能不认为避免冲突解决纠纷之诚意。至国民革命军到济南以后对各国侨民之行动如何，当可覆按。若各国记者及贵国各通讯社五月一日二日之电报，岂不异口同声推许为纪律严明之军队；仅一日之隔，即尽变面目。然则此不幸之事件无论因何发生，必有和平解决之方法。乃福田师团长既纵使所部尽情残杀，捕戮山东交涉员，轰炸无线电台；复于七日下午提出极蛮横苛刻之五条件，限于即晚十二时以前答复，其书面又仅写七日午时，并不注明正午或午前午后几时；直至当日午后四时方提交赵交涉员，是日夜半即向济南及其附近之处开始炮击；虽彼自辩为军事开始行动之时，未违背其原定十二小时之期限，然衡以国际间最后通牒之惯例，岂得如此？而当时情势，绝无提出最后通牒之必要，更不待言。蒋总司令两次派代表前往磋商调停办法，均被其拒绝谈判，且禁止发言。其口头表示履行条件之办法，更为严酷，如所指肇事之原因，应以其片面之调查为根据，我方不得有何异议；其所指应负责任之军队，为革命军之第二军团陈调元部、第三军团贺耀组部、第四军团方振武部，均须于日本军面前解除武装。此而犹谓不欲消灭我军，阻碍北伐，其谁能信？蒋总司令至此，知与福田已无谈判解决之希望。且我军既已不惜忍受北伐军事上之障碍，实行退出济南及胶济路沿线二十里以外，事实上尤无再在前方订结协议之必要，故呈请政府将此案完全移归外交解决。我外交部提议以后，贵国政府亦已表示同意。乃福田犹进逼不已，其步哨斥候既常越出济南三十里至五十里以外，飞机且时至泰安抛掷炸弹，伤害人民，至今未止；而一面仍要求蒋总司令派遣全权代表前往济南，签订所谓临时协议；同时并谓若不签订军事协议，则济南事作将有益加扩大之虞。夫济案事实已成为外交问题，自有交涉之正轨可循，何为必以强制承诺之协议相逼？且所谓益加扩大者，果将以何种形式扩大之乎？更将扩大至何种程度乎？茍以无道行之，何求不得？我革命军既已百端忍让，固始终不出敌对之行动；惟世界公理尚未尽泯，中国人民犹未尽绝，福田师团长之行动，是否为中日两国睦谊之障碍，贵国国民与各政党当必有公正之态度，以保持我中日两国之亲善也。近日贵国政府及海陆军方面复有种种之觉书与照会：陆地则不许我军在天津、北京及东三省敌军主力所在地点作战；海上则不许我军在青岛、烟台、龙口、大沽口、秦皇岛、营口各处二十海里以内作战：其为侵害我国主权，干涉我国内政，显然易见；而犹日言对南北两军不偏不倚，祇求保护其侨民。试问此等举动，是否已溢出保侨意义之外？奉军所属之渤海舰队可至厦门等地开炮轰击；而自山东以至奉天海岸，概不许作战，即此一端，明明祇许奉军南侵，不许我军北伐，谓非袒护奉天军阀，有意延长中国内乱，更将何说？本党领导之国民革命，既以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为目的，有阻碍此目的者，必以全力反对之；而于我中日两国之邦交，东亚和平之前途，追念我　孙总理希望贵国国民为王道之干城，与夫中日两国作真正之同存共荣者，辄惓惓不能自巳。谨布腹心，唯贵党贵同志等谅察之。」

相关人物：谭延闿　方振武　陈调元　贺耀组　孙中山　蒋中正　犬养毅　头山满　田中义一　（？）松井石根　（？）福田　

出处：卷1 227-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