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02月27日
在接到中山大学联共（布）支部局《关于张闻天同志和沈泽民同志错误问题的决定》（草案）[注2]后，向中山大学联共（布）支部局写出声明称，“读了支部局关于张闻天同志和沈泽民同志事件的决定以后，我认为它是完全正确的，并声明我完全服从支部局采取的措施。”[注3]同日，沈泽民也写出内容相同的声明。
[注2]
保存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的这份决定草案（未注明日期）指出：
“沈泽民同志和张闻天同志在就关于任卓宣主义的报告进行争论期间犯了一系列错误，使所讨论的问题从原则论点降低到细小的个人意气水平。
这一情况是张闻天同志和沈泽民同志提出了一系列夏季（塔拉索夫卡的）意气之争的琐碎问题的结果，这些问题与反对任卓宣主义的斗争毫无共同之处，”，并认为他们虽然“已在支部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从他们随后在大会上的发言证明，他们对自己的错误提得不够充分，反而“利用发言来继续自己的攻击”，并且“在党支部面前为自己辩护”。
鉴于以上所述，支部局作出决定：
“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的负责工作（副指导员和墙报编辑）。”
但同时决定指出：
要向争论中发言的一些同志解释，“不要对沈泽民同志和张闻天同志使用‘反对派’、‘任卓宣主义分子’等称呼。
根源于夏季旧争论的错误，与托洛茨基主义或任卓宣主义毫不相干，何况沈泽民同志和张闻天同志是始终同托洛茨基主义和任卓宣主义积极斗争的”。
[注3]
关于支部局的决定，张闻天在1943年整风笔记中说这是当时支部书记贝尔曼“无原则让步”给的一个“劝告”处分，并说对于这个决定“我很不服气，因为我当时想，我的留校，是学校方面要我在校内做工作，不是简单为了吃面包，怕死。
做了工作，反挨了人家骂，很觉不值得”。
还说：
“这批人为什么集中力量攻击我与沈泽民，我当时是完全不了解的，我当时除积极参加反托派斗争外，埋头于工作与学习，并无任何宗派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