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01月12日
写出《旅莫支部及其他》一文在墙报发表。
档案中保存下来的文本用俄文写成。
文章首先将过去旅莫支部的观点和做法归纳为六个特征：
（一）认为当前世界革命的中心不在苏联，而在中国；
（二）认为在苏联留学期间的主要任务是研究革命实践而不是革命理论，理论是抽象的东西，没有实际意义；
（三）认为旅莫中国同志应该在联共（布）之外有自己的特别的组织和特殊的教育方法，反对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
（四）其教育工作的特点在于以完善个别共产党员的道德状况为目的的自我批评，至于革命中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每个党员积极的革命活动则不是基本的；
（五）对工人党员不信任；
（六）其铁的纪律服从的不是革命目的，而是党员的所谓道德品质。
文章指出，自己是反对旅莫支部的，但是在塔拉索夫卡大会批评阿戈尔的错误时，却被阿戈尔的拥护者指责为拥护旅莫支部。
文章认为：
旅莫支部习气的根源是由中共建党初期入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滋润起来的，他们来到莫斯科，不愿研究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发明某种闭门造车的教育方法”，即所谓“自我批评”。
文章反对有些人以反对并不存在的“新的旅莫支部”为名打击在反对阿戈尔的正确斗争中犯了方法错误而已认识并改正错误的同志[注1]，指出这正是旅莫支部习气的残余。
文章指出：
一部分同志反对党的机关的决定，反对联共（布）区委的决定，对同志的评价不是根据其工作，而是根据所谓道德状况，把研究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当成学院主义，凭借亲戚、朋友、同乡关系联系，相互请喝啤酒或上中国饭馆并把这些看成是“走进群众”，这些都是旅莫支部习气残余的表现。
文章呼吁同这种“口头上反对旅莫支部习气，实际上保留旅莫支部习气残余”的反党倾向进行斗争。
[注1]
即指张闻天本人和沈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