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目睹者的记述

（苏）Б·A·波赫瓦林斯基
（Б·А•Похвалинский）

1927年03月，我动身前往中国，担任苏联驻广州总领事。

1927年04月中旬，蒋介石消灭了上海的共产党和工人组织，从那时起，中国革命走上了新的轨道，它已变成争取从外国暴力和本国地主资产阶级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工农革命。也就是从那时起，工农的鲜血流成了河。在其它一些城市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其中在广州，蒋介石的老战友李济琛于04月15日也发动了类似的政变。他破坏了所有的工人工会组织，枪杀了几百名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把近一千人投入了监狱。

当我在05月份来到广州时，我未见到昔日革命广州的任何痕迹。广州的全部政权都掌握在军事专制者李济琛手里，他十分卖力地要将自己的反动计划进行到底，广州工人哪怕表现出一点点积极性，他都要予以根除。
当然，李济琛对工人阶级的这一背叛是不会加深他对一个政权掌握在工人手里的国家的同情的。因此，我作为苏联代表，在广州的处境是不轻松的。李济琛一面对苏联领事保持表面上的礼节，然而同时，他为了阻挠领事馆工作，干了他所有能干的事：邮政和电报的军事检查官经常扣压领事馆的电报和信件；公安局不断迫害居住在广州的苏联公民；为苏联贸易机构的工作设置各种障碍，等等。
实际上，领事馆的全部工作都围绕设法解决和消除所有这些无理取闹和障碍而进行。但是，这一工作的结果并不大。
由于他们不断无理取闹，已经根本无法工作下去了。于是，我们被迫接连撤消了在广州的贸易机构（商务代表处、苏联商船队代办处、石油辛迪加办事处），而在08月，中国公安局又袭击并关闭了我们的最后一个机构塔斯社。
飘扬在领事馆上空的红旗吸引了广州劳动人民，同时也使反动分子感到恐慌。他们仿佛觉得这面红旗是工人进行所有活动的罪恶之源。后来在12月份发生的事件，显然是他们蓄谋已久的，只是要找个合适的借口。
广州工人的起义便成了他们的这种借口，他们立即加以利用，但关于这一点，我下面再说……

我是领事代表，当然只能作为反动派残酷镇压工人的旁观者，因此，不是所有的这次镇压的事实和场面我都很清楚，但即使我亲眼所见的一些东西就足够弄清发生的事件了。
我们的领事馆没有设在城里，而是在广州的城郊，在东山。我几乎每天都驱车进城，而且几乎每次进城都能在大街上碰到一队队士兵押着一批一批的工人赴刑场。这些行列在广州已经司空见惯、大街上的人群几乎已不去注意他们了。这些押送行列都要到位于城郊，距东山和我们领事馆不远的西广场。

有一次，我从城里回来时，又碰上了这么一队人，当时他们正在广场上。我停下汽车，跟着一小帮偶然路过的人一起跑去观看杀人的场面。我所见到的景况至今仍历历在目当时被带到广场上的，从服装来看，是三名工人，两名知识分子，可能是两名学生。他们被反绑着双手，两眼发呆，蹒跚地走着，押送队不时用枪托推他们。他们被带到广场边上，在一个不大的小土岗附近停下来，面朝土岗，接着又被人们一推而跪了下来。在后边，五个士兵立即站好了队，甚至好象没等下命令就举枪朝跪着的几个人开了火。他们都倒了下来。有两个人一动不动了，有两个人向前倒下之后，又转过身来，开始抽搐，第5个人大声地喊叫着，想站起来。又打了三枪，那后两个人便一动不动了，然而第5个人翻过身以后，手和头仍在抽搐。这时一个军官走到他跟前，用手枪第3次向他开了枪。但打完之后，他仍然活着，眼皮一眨一眨的。但这个军官没有再耗费子弹；他把队伍集合起来，安然地带进了城……。广场上留下了五具尸体，确切点说，是四具尸体和一个还在眨眼的人。我看了看周围的人群，很多人站在那儿，哀伤地垂下头。有几伙人热烈地聊了起来，而还有那么几个坏蛋一边看着弥留者的抽搐，一边放声大笑。我几乎箭步奔回汽车。我问开车的中国司机，那些尸体到底怎么办。他回答说，在这一群人当中可能就有死者的家属或者同志，他们现在就可以把尸体弄走……。我尔后再也不想到这个广场来了。
尽管我们同过去一样，在大街上经常碰见一队一队无可幸免的同志。有时被押送的有五、六个人，有时有十个人，时少时多，但从未少过三个人。
广州的各家报纸，关于这些处决的消息一概不登，只是在大批处决的时候，香港的英国报纸才作为受人敬重的李济琛将军果断镇压赤色造反分子的例子报道一下。

令人难以忍受的恐怖迫使工人们采取了对付行动。除了自己队伍内部的和地下的组织之外，出现了一些企图向特别残暴的将军讨还同志血债的暗杀小组。行动这样分散和耗费力量去追缉某一个将军，盖因广州的共产党遭到李济琛的破坏所至。
1927年夏，广州的党几乎成了毫无战斗力的组织。这是有很多原因的，然而主要原因是党不善于开展04月15日政变后应开展的工作，即地下工作。在那以前，党是公开活动的，党的所有组织都合法存在，然而一下子被迫转入地下，这方面还毫无经验，因而使组织遭到了瓦解。
工人中建立了一些单干的敢死小组，尽管党曾加以阻止，但对一些将军，主要对李济琛，还是组织了几次暗杀。对李济琛共组织了三次暗杀，但都因技术不佳，准备不周，最后未能成功。据我所知，在总共那些次暗杀中，只成功了一次：杀死了一个广州特别残暴的警官。
当然，所有这些行动使得反动派更加疯狂了，要是有一个人参加了活动，上百名无事工人要跟着吃苦头。

整个夏天和秋天就是这样度过的。

工人的处境要求人们必须找一条出路，这条出路就是自发地，积极地筹备反对刽子手的起义。诚然，共产党因遭破坏还未完全恢复过来，因而她未必能指望起义大获全胜，因为反动派还相当强大，工人的力量相当薄弱。但工人们不想再等了。每时每刻都有遭到逮捕和枪决的危险，已经陷入绝望境地的工人，把参加起义看成是或者改善自己的处境，或者不是反束着手，而是手拿着枪献身捐躯的唯一机会。

起义于1927年12月10日夜里爆发。

早上三点左右，我们被步枪、机枪和大炮的猛烈射击声所惊醒，从那时起，枪炮声几乎三天未停。
起义持续了两天——12月11日、12日，最初时在城里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如果不算同白匪部队进行的激烈巷战的话，那么这两天里，整个广州都掌握在起义的工人手里。但是，逼进广州的反动政府军于12月12日夜里将起义镇压了下去。

这次起义没有触及领事馆。我已说过，我们都住在城边上，在城郊东山。
起义一开始，我们立即与城里完全隔绝了。城里几乎每条街道上都进行着战斗，步枪、机枪扫射不停；向广州进攻的反动军队不断用大炮轰击城市，城里各个地方都因此起了大火，但没有人去救，到12月11日晚，广州的上空一片火光。
根本谈不上我们有人还能进城。甚至那些想绕道广州数不胜数的偏僻小巷进城的中国雇员，由于穿行太危险，都被迫返回了东山。
这样，我们只能听城里的消息，或者观看我们城边上的动静。
平时一条繁华的中国街道从12月11日早上起便几乎空无一人了，偶尔有那么几个匆匆来去的过客，时而有端着枪，脖子上系着红领带的工人赤卫队的巡逻队走过。这两天大街上出现的几乎所有人脖子上都系着红领带。时而有满载武装赤卫队员的汽车进城出城。
这些汽车显然是在匆忙的起义过程中缴获的，都由一些毫无经验的司机驾驶。经常从我们旁边驶过的一些汽车只三个车轮有胶皮外带，而第4个轮子的铁车轮便辗压着马路，一路上轰轰作响。

一个生动的场面打破了这种单调的生活。
第1天的下午，在距领事馆不远的广场上聚集了一大群武装工人。他们在那儿逗留了两个小时，后来，我们目睹的乱糟糟的这群人变成了武装部队。
开始时举行了一个小集会，后来便开始了训练。
很多工人显然是第1次拿枪。富有经验的同志教不懂枪法的人射击，然后他们用半小时的时间训练走步，训练完后，他们便排好队，扛着枪进城参加战斗去了。
他们中的很多人现在未必还健在。
他们在从领事馆旁走过时，都摘下帽子，并高声喊着，向我们的旗帜致意。

到起义爆发时，在广州只剩下了一个苏联的机构——总领事馆，而且人数不多。
我们一直坚持工作的环境，恶劣而又充满敌意。
起义之后，大家又为领事馆的命运忧心忡忡起来。我们都不相信起义会取得最后胜利，因为广州外围的反动派的势力太强大了。
他们迟早会攻进城里，当然，他们在那儿是不会放过报复他们所仇视的苏联领事馆的机会的。

但是，后果将是怎样的呢？
在此前不久，也是这些国民党的将军们，关闭了我们在邻近省的长沙市的领事馆，驱逐了领事馆的全体人员。
那么，在凶残的白匪攻进城后，广州的中国当局也极有可能采取这一极端的步骤，与我们断交并将我们驱逐出境。
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对将来的事情特别加以考虑。
在起义的日子里，我们就面临着来自我们驻地的极为现实的危险。
起义的中心在城里，起义者的全部力量都集中在那里。而东山则是自己顾自己，因为旧的警察无影无踪了，巡逻队和载有赤卫队的汽车只白天偶尔来一来，而到了夜里，看不到任何警卫部队。
刑事犯罪分子利用这一点，开始掠夺百姓。我们每天夜里都能听到被抢和被杀者的喊叫和哀号；每天夜里枪声都不断。

匪徒的不断袭击也威胁着领事馆。
我们采取了自卫措施。
我和家眷、副领事哈西斯（Хacсиc）、秘书乌科洛夫（Укoлов）及家眷都住在领事馆。
其他的工作人员住在另一座楼里。
后来他们丢下了自己的房间，也搬进了领事馆。
我们都用一些武器武装了起来——有的人配备有勃朗宁手枪，有的人随身领着斗犬，有一个同志甚至找到了一支大毛瑟枪。
夜里，我们轮班站岗。

幸运的是我们躲过了这个危险，到12月13日晚，我们一切平安无事。

12月12日夜里，在将近13日拂晓时，枪声渐渐稀疏了，革命队伍撤出了广州。

12月13日早上，有几个小时，全城死一般地寂静，大街上空无一人，后来又断断续续响起了枪声。
快到九点时，出现了几伙赤卫队员，他们都在往城外跑，跑散了之后，便藏进了附近的山冈里。
早上十点左右，一大队正规部队，经过领事馆，从东山向城里开去。每个士兵都系着白领带，这清楚地说明了起义的命运。
他们走过之后，东山的各条街道立刻热闹起来，一些普通的中国人出现了，不过有一点不同，他们几乎所有的人脖子上都系着白领带。
我们一直在注意着这帮人。我们看着这些人被编成了队伍，但这只是白匪队伍。他们跑向城里，去参加那里进行的可怕的屠杀。
关于城里发生的事，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几乎就在领事馆前边，一伙系白领带的人抓住了一名未来得及或者不愿摘下自己的红领带的工人。他们把他捆了起来，一直殴打他，并在领事馆对面的大街上把他枪杀了。整个下午还发生了两起这样的事，这三具尸体就这样在我们附近整整放了一天。情况已经很清楚了，我们只好等着，不知究竟怎样处治我们。作为我们来说，根本谈不上积极开展活动。在东山驻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外国人，主要是德国人和日本人。所有这些外国人在起义的第1天就乘一艘英国炮艇从东山逃到了沙面①。勿庸置疑，我们谁也没有敢想用这种方法来保全自己。我们苏联的代表们跟英国炮艇本来走的就不是一条路，我们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在起义的日子里，枪林弹雨把我们与城里隔绝了，而在13日，我们便被一伙警察和士兵更严密地包围了。我们立刻就确信了这一点，因为白匪军队开过去之后，我们的一个中国雇员鲁同志想从领事馆出去一趟。但半小时后他又返了回来并说，哪儿也走不了了，因为我们已被监视而且四面都被把守住了。
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慌，因为我们已预料到这一点了，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同时，这使我们什么也干不成了，我们除了象过去一样闭门不出和等待以外，毫无别的办法。
不言而喻，大家的情绪都很低沉，但应当指出，情绪低沉的主要原因是想到起义遭到了失败，即将有大批人牺牲，而不是为自己个人的命运担忧。
我们一直监视着大街上的情况，谈论当晚会有什么事，分派值班。

晚七点过后，大家如同平常一样，聚集到位于领事馆楼下的大饭厅里吃晚饭。
近八点左右，当我们还呆在饭厅里时，一个值班的中国人从院里跑来，告诉说，我们已被士兵包围了。
我让同志们留在原地不动，然后迅速跑上楼，从阳台上可以清楚地望见我们楼房面朝着的两条大街。
当时天已黑了，但我们可望见挤满了领事馆墙前两条大街的一大帮武装士兵。
这时我想，显然会有出乎我们预料的别的什么事发生，但会是什么事呢？……

我迅速跑下楼，对同志们说，抵抗是毫无用处的。
我大声命令工作人员波波夫（Полов）同志将事先准备好的国家秘密文件烧毁，让其他人到楼上我的办公室去，然后我自己同刚才提到的那个姓鲁的（他掌握着大门的钥匙）朝院子外的大门走去。
一帮武装士兵在有栅栏的大门外发疯似地狂呼乱叫。
懂英文的鲁翻译说，这些人要求开开大门。
我企图通过鲁同志同站在门外的一个军官说说话，然而得到的回答却是胡喊乱叫、已瞄准的手枪和让开门的命令。
我估计文件应该烧完了，于是就让鲁同志打开大门。
人群狂呼乱叫地一涌而至。他们抓住我，进行了搜身，把兜里的所有东西都掏了出去，然后把手绑上了。他们摘下了我的眼镜，这样，就把我彻底缴了械，因为我看不见都在领事馆里搞什么名堂了。然后，他们把我带到大街上，把我靠在对面的墙上，周围清出了一块地方；一队士兵按照命令，把枪对准了我。实际上这完全是一场假枪毙。原来，这是防止我“逃跑”的一种方法。他们把被绑起来的鲁同志带到了我跟前，跟我挨着。鲁同志坦然地把士兵的喊叫翻译出来给我听，说他们现在要把我们都枪毙。楼房里传出了喊叫声和孩子的哭叫声。过了一会儿，他们开始把其他的同志往出带，一个个都被绑了起来。乌科洛娃（Уколова）和我的妻子都怀抱着孩子，但也被连孩子一起绑了起来。他们让我们在墙边呆了不一会儿，接着把所有的人两个两个地绑了起来，把我们一对一对拴在一根长绳上，然后带往城里。
我们走了不一会儿，在距领事馆半俄里远的地方有一个我以前谈到的那个西大广场。曾和我拴在一起的鲁同志把士兵们的谈话又翻译给我，说要把我们带到这个广场枪毙。的确，过了一会儿，我们被带进一个通往人所共知的广场的小胡同。但是我们并没有前往广场。这个广场周围有很多军事机关——各司令部、营房。我们被带到一个大楼前，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个师部。在这个师部附近，我们俩被松了绑，然后他们又开始给每个人都松了绑，但这只是为了用从师部里专门拿出的绳子来替代在领事馆绑我们的士兵的宽腰带。他们绑得很紧，将两手深深地向后背了过去，但我和死去的伊万诺夫（Ивaнов）同志特别“幸运”。我们俩最先被绑起来并被带到师部的前厅。一个当官的走到我们跟前，摸了摸我们的绳子，觉得我们绑得太松。他踢了绑我们的那个士兵一脚，命令另一个士兵重绑。双手刺骨的疼痛表明，这个士兵极认真地执行了命令。
其他的同志逃过了这种“考试”，相比较来说，他们被绑得“合乎人情”。
所有的人都被带到了前厅。这是一个很大的房间，几乎占了整个第1层楼。在入口的对面是一个用铁栅栏围起来的半圆形一俄尺高的类似舞台的东西。
我们都被带到这个高台子上，并开始猛撞我们，让我们坐到这栅栏前，背朝着房间，然后把余下的绳子头拴在栅栏上，同时用绳子在我们的胸脯上紧紧捆了几道。接着又紧紧地，令人疼痛难忍地把每个人的双脚捆了起来。除此之外，有几个人（所有的中国人、马卡罗夫[Makapos]和波波夫）被在脖子上重捆了几道绳子，把头紧紧拴到栅栏上，这使人喘气都感到困难。
乌科洛娃和我的妻子例外：她们都被捆到臂下，两手能自由活动，以便她们能抱孩子；孩子这次没有挨绑。
但因此，当场就发生了一件令人难受的事。在我的妻子坐下并被绑到栅栏上以后，孩子被狠狠地扔到她的膝盖上。但受了惊的小女孩跳了起来，朝一个军官挥舞着小手并喊叫起来。这个军官跑到她跟前，拽起她的头发，使劲地把她扔到地板上。妻子猛然大叫了一声。这个军官，显然为了惩罚，把她的双手向栅栏伸平，并紧紧捆上了。她就这样象被钉在十字架上似的，度过了一夜。已经吓呆了的孩子爬到母亲跟前，躺在了她的膝盖上。兽性人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小女孩整个晚上都很“安宁”。
此外，还给我们派来了六个人的岗哨，那个管事的军官还从一个士兵手里拿起一支步枪，面带表情地向岗哨交待如果我们想“逃跑”应怎样干掉我们。

在这里，在栅栏旁边，我第1次看了看并数了数都谁跟我在一起。
领事馆的全体人员几乎都在这儿：
副领事A·M哈西斯、秘书B·A·乌科洛夫、密码译员Ф·И·波波夫、翻译П·П·马卡罗夫、办事员K·C·伊万诺夫、打字员H.M·库丽奇兹卡娅（Кульчицкая）、我的妻子А·Д·波赫瓦林斯卡娅（Пoхвaлинскaя）、五岁的女儿斯维特兰娜（СBетлана）、乌科洛夫的妻子M·H·乌科洛娃（Уколова）及两岁的女儿埃拉《Эллa），还有二等秘书Г.M·别尔曼（Бepмаn）的妻子。

【注】
阿勃拉姆·伊萨科维奇·哈西斯
（Абрам Исакович Xaccиc）
生于1894年，
1916年入党，
10月革命后加入红军，担任过几年的指挥员和政治委员，
后离开红军，被派到军事学院东方系学习，
1924年毕业。
自1924年10月起，哈西斯同志在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局工作。
1925年02月，他被任命为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秘书，
尔后任苏联驻汉口总领事馆秘书。
1926年12月，哈西斯同志被任命为驻广州副领事。
（《真理报》1927年12月22日）

B·A·乌科洛夫
….乌科洛夫（Уколов）同志自少年时代起就参加了革命工人运动。
由于参加革命组织，沙皇政府将他长期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勒那河。他历尽千辛万苦，从勒那河逃到澳大利亚，在那儿与谢尔盖耶夫（CepreeB）（阿尔捷姆（ApTex））同志和其他侨居的同志一道积极参加了工人革命运动。
乌科洛夫同志作为一个积极的革命者，在煤矿、码头和铁路上工作时，与其他同志一起，受到澳大利亚当局的迫害。
在澳大利亚乌科洛夫同志认真学习了英语。
10月革命成功后，乌科洛夫同志回到苏联。
他返回祖国后，全身投入了革命工作。 国内战争期间，我们在北部方面军遇见了任军司令部负责人的乌科洛夫同志……。
北部方面军撤消以后，乌科洛夫同志转到苏联其它国防方面军部队。
国内战争接近尾声时，乌科洛夫同志最初转到劳动总局，尔后转到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
他在战斗岗位上牺牲之前，一直担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驻广州的负责人……
（《真理报》1928年1月03日）

费·伊·波波夫
费多尔·伊万诺维奇·波波夫
（Федор Иванович Поπов）
于1896年出生在乌菲姆斯基省斯捷尔利塔马克县。他的一家都是庄稼人，他自己则当了一名木工。
1919年，波波夫同志应征参加了红军，在各个战场上战斗了两年的时间。
一九二○年02月，波波夫同志入了党，
复员后（1922年）立即开始在外交人员委员部任密码译员。
1922年，波波夫同志被派到苏联驻蒙古全权代表处工作，
在这里，在乌尔格<现在的乌兰巴托）一直工作到1926年。
尔后，他被从蒙古调到苏联驻中国的全权代表处，
在这里，他又被派到苏联驻广州总领事馆，担任密码译员。
（《真理报》1927年12月31日）

巴·巴·马卡罗夫
巴维尔·巴甫洛维奇·马卡罗夫
（Павел Павлович Maкapoв）
于1897年出生在顿河哥萨克家庭里、念完了实科中学。
为了逃避白匪征兵，马卡罗夫同志当了水手（从1918年10月直到1919年01月）。
1923年，马卡罗夫前往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驻满洲全权代表处担任翻译。
1927年08月06日，马卡罗夫同志转到广州。
在这里，他由于精通中文，便在苏联领事馆担任翻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马卡罗夫同志不是党员。
（《真理报》1928年12月31日）

康·谢·伊万诺夫
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伊万诺夫
（Константин Cepreeвич Ивaнов）
于1894年出生在弗拉基米尔省，农中毕业，
1919年加入共产党，尔后应征加入红军技术兵部队。
1921年复员之后，伊万诺夫开始在外交人民委员部任外交信使，
1924年，被派往苏联驻阿富汗全权代表处。在这里，伊万诺夫同志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继续担任外交信使。
1925年，他再次被派回外交人民委员部。
同年06月01日，他被调到苏联驻中国全权代表处，
从1927年07月01日起担任苏联驻广州总领事馆办事员……。
（《真理报》1927年12月31日）

（李辉译自《广州公社>一书，莫斯科1967年版）

在这里的中国人有提到的那个姓鲁的更夫、领事馆的信使阿瓦、姓罗的花工、王厨师、厨师的助手，姓邢的十一岁小孩、我女儿的保姆王。

在袭击期间，领事馆里还有十一个中国雇员，七个男的，四个女的。
这些同志的命运我到现在也不清楚；同时也不明白为什么没有把他们同我们一起带来。
可能是把他们留下当向导和搬东西，然后在另一个地方把他们枪毙了。

把我们捆到栅栏上不久，人们就开始从领事馆往前厅搬东西，有公家的，也有我们私人的。
那些能够转头并不象我那样眼神不好的同志看见人们几乎把所有的东西，从写字台到孩子玩的洋娃娃和留声机都搬来了。
留声机当场就打开了，在这座司令部的楼房里，整整一夜未断歌声和美国孤步舞曲。

我们坐下后，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一帮军官走到我们面前，通过马卡罗夫同志向我提出了要求，要我说出领事馆里有多少钱。
我回答说，不放开我们，我什么也不说。
这几个军官提高了声调，威胁着要我回答。
我的同志们，主要是些妇女，被发生的这一切吓坏了，害怕会有更坏的事情接踵而来，都向我喊道：“您说吧，Б.A.②您说吧！他们会折磨您的。”
还没等回答，这几个中国人就走了。
不一会儿，又来了一帮人，要我交出开保险柜的钥匙。
这简直是侮辱人，因为我们已经被仔细搜了五遍身，我们所有的能拿的东西都被拿走了。
他们命令再一次搜我的身，最后将我的鞋和袜子都脱了下来。
此后整整一夜里，一伙一伙的军官和士兵不时地到我们这儿来，笑嘻嘻地看看我们，然后又离开。
由于疼痛，我经常失去知觉，而在醒过来的时候，我总是通过我们这儿的中国人向他们提要求，要求能来个管事的人，以便谈判，但他们只是一笑了之。

我们就这样整整坐了一夜。
手越来越疼，难以忍受到了发狂的地步。我们坐下后大约过了两小时，我们便几乎不能克制自己了。可能大家都有这样的想法：可别呻吟和叫喊，以免再让刽子手开心取乐。
当有人支持不住并开始呻吟的时候，我们不时地彼此传递一些振奋人心的话。
甚至我们中间最有力气，身体最好，但如我已说过的那样，被捆得最紧的伊万诺夫同志在天快亮时也支持不住了。由于疼痛，他不时地几乎大声吼叫。
对我自己的情况我还记得，我当时不知费了多大的劲才忍着疼痛未作声。我一直出冷汗。
由于疼痛，我不时失去知觉，也由于疼痛，又不断苏醒过来。我当时用头撞击铁栅栏，以便用另一处的疼痛多少减轻手上的剧痛。被紧紧捆缠的双手都浮肿并麻木了。
每当恢复知觉的时候，都害怕手会萎缩。当时已深深感到自己不仅两手，还有自己的生命肯定完蛋了。当时也顾不得鼓起勇气，克制剧痛，活动手指，以便加强血液循环了。
我根本不记得后半夜是怎么度过的。

我醒过来的时候已是早上了。当时天已大亮，已快到早上八点了。
根据同我们坐在一起的中国人的请求，岗哨开始把我们一个个松绑并带往厕所。
在这时，手上的疼痛好象减轻了，可是我的双手已完全失去了知觉。
当一个士兵给我松开绑以后，我只是在他的帮助下才站了起来并好不容易才站住。双手发青，肿得吓人，绳子捆的地方起了大水泡。
显然，这些水泡的痕迹长久留了下来。此后，我很长时间抬不起胳膊，手指尖失去了触觉的能力。
从厕所回来之后，又让我们坐到老地方，但捆得松了一些，只捆到胳膊。双手都能自己活动，就这样，持续了十二个小时的折磨结束了。
在这里，我又开始要求每个走到我们跟前来的军官做出解释。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因为谁也不想与我们交谈。

终于在十点左右，一帮军官走到我们跟前，其中一个穿上校军服的领头的操着英文让我们向他通报我们的姓名。
我为有这个机会感到高兴，当即向他表示抗议，要求他做出解释。
这个上校非常客气地回答说，他想了解一下我们的姓名，跟我们谈谈。我们都通报了自己的姓名。
但是，他们把我们都记下来后，都转身走了；而对我的呼吁，那个上校只一挥手就了事了。

又过了近两个小时。
大约在十二点左右，那帮军官又来了，还是由那个上校率领，并带了一大队配带手枪的士兵。
这个上校的客气劲儿荡然无存了。他粗鲁地说他现在就点名，要求我们都要答应。
他以带有极大侮辱性的声调第1个点了哈西斯同志的名——“哈西斯先生”。
接着一些士兵向哈西斯扑来，把他从栅栏上解下，将他的双手反捆上了。
然后，还是这个军官依次点了乌科洛夫、伊万诺夫、马卡罗夫、波波夫以及所有中国人，其中包括一名妇女和小孩的名。
他从我身边走过时对我说：“您是总领事吗？”不等我回答，他接着就走了。
离我不远坐着的阿瓦对我说，他们几个人是被拉出去枪毙的。其他几名中国人也证实了这一点。
那个上校听到这个之后，向我走来，安慰说：“不，不，没这回事。”
但这次残暴解人的整个情况证实了中国人的话。
此时此刻，我相信我也会被带走的。我把女儿叫来（她从早上起已经被允许在我们之间来回走了），让她亲亲我，我当时想，这将是我最后一次看她了。
但令我十分惊奇的是，我留了下来。

但这时把最后一个中国人松了绑，连推带搡，粗暴地把这些人都带走了。
人们这才明白，他们是要把我们分开，大家开始争相互道永别。
所有的人都表现得很好，很坚强。
除了通常的令人不安的“永别了，同志们”这些话以外，乌科洛夫还向妻子大声喊道：“你要把女儿培养成苏维埃公民。”
马卡罗夫喊道：“留下来的同志们，请你们把我们的名字传下去。”
哈西斯唱起了《国际欧》，其他人也不合谐地跟着他唱了起来，他们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他们被拉出去枪毙是肯定无疑的。但被拉走的人的妻子和孩子都同我一起留了下来。
这样，我不得不劝说她们，说不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只是把这些同志关进监狱。她们相信并安静下来了，可能是她们都想相信……。

同志们都被枪杀了，我对这一点并不怀疑。
但是怎样被枪杀的呢？
开始时我认为他们是在司令部附近就地被枪杀的，因为在他们走后不久我就听见了几阵排枪响。
但我在被释放后才得知，原来，这几阵排枪声是当着俄国同志的面枪杀我们的中国雇员鲁、阿瓦、罗、姓王的妇女和姓邢的小孩的枪声。
而那些俄国同志又受到了一次侮辱：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绑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俄国共产党分子，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处治他。”
他们身背这些牌子被带往城里。大街上一帮被起义惹怒并吓坏了的商贩欣然响应牌子上的号召：一路上尽向他们投掷东西，打他们，用小刀刺他们，向他们身上吐唾沫等等。
他们就这样走了一俄里半③，来到了公安局大楼前。
在那里的广场上，他们的痛苦终于结束了–他们被枪杀了④……。

留下的人——我、四个妇女、两个孩子——的境况毫无变化。
我们仍被绑着坐到了栅栏旁边。只是看守我们的减少到了两个人。
孩子们围着我们跑来跑去，要吃要喝。
岗哨显然猜到了这一点，给我们拿来了水和饭。我们喂饱了孩子，自己当然什么也不想吃。

下午五点左右，那个手枪队又来了，只是由另外一个军官率领。
他们又把我们从栅栏上解下，将我们的双手使劲儿地反绑了起来。我们被从司令部带往广场。
这时又出现了解走那些同志时出现的那种场面；我们都肯定相信我们也是被拉出去枪毙的。
几个妇女哭了起来。
原来并非如此。
一辆领事馆的汽车意想不到地开来了，车上挂着中国旗。
我们都被弄上车，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十来个手枪队员坐上了汽车和汽车的踏板。
我们每个人，其中包括孩子，胸口都对着手枪。
司机旁边坐着一个机枪手，手里握着的那挺机枪一直对着我们。
他们带我们穿过了全城。

在车上，我目睹了大火带来的巨大破坏：我们几乎是在被彻底烧焦的废墟中行驶。
据中国官方统计，在这三天中，有一千七百所房子被烧毁。
一路上，我们遇到了很多驶往城外的满载尸体的平板马车。
在大街的街面和人行道上，还有很多未被清走的尸体。
毫不奇怪，仅在第1周里，在广州的大街上遭枪杀和在广场上被处死的就有二千多人。
我们被带到另一个设在码头上的司令部，七个人都被安置在司令部后院一个四步见方，臭气薰天、半明半暗的斗室里。
旁边就是一个中国厕所，脏得不得了。
我们在这个脏不可及、气味难闻的斗室里坐了五天。
由于有蚊子，几乎无法睡觉。
每天夜里都安排值班，而且值班者还要为睡觉者驱赶蚊子。
此外，天已冷了起来，而我们都穿得很单薄，因为12月13日那天非常暖和。
每天给我们吃的是米饭和白水，有时还给茶。吃的东西简直难以下咽。

真是奇迹，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没一个人生病。

12月18日，我们又转到另一个房间，就在这个司令部的三层楼上。
这个房间稍大和明亮一些，有铺板和被子。只是吃的更差了。
在下边时，我们显然距厨房不远，因而能按时给饭。
而在上边，在这一点上，我们只能完全听任岗哨的。
有一些当班的给拿吃的，有一些则不给拿，有时我们就没吃没喝地干坐着。
当然，孩子们对此反应更大一些，他们大叫着：“我要吃的，我要喝水。”这对我们来说，是最难熬的折磨。

12月21日，两个美国电影公司的代表在一些中国军官的陪同下，来到我们这里。
他们要求允许给我们拍照。为了能尽量把关于我们的情况的消息报道出去，我同意了拍照。
我当时想同他们俩谈谈，他们也愿意交谈，但那几个中国人打断了谈话，提醒他俩说，允许他俩见我们只是为了拍照。

12月24日，德国驻广州总领事克鲁尔先生（Kpyas）在广州政府外交部长朱兆兴（音译）的陪同下来了。
克鲁尔说苏联政府已请求德国采取可能的措施保护我们，他就是受本国政府的委托前来了解我们的境况和我们的要求的。
他通报说，中国当局已向他许了诺，要把我们从司令部转到另外一个更合适的地方，在那儿可以经常见面，他可以向我们提供必要的物品。
而为了到这个司令部来，他奔走了四天。
参加见面的朱补充说，我们转移的事已被批准，我们将于明天，12月25日，转到外交部驻地去。

在同克鲁尔的谈话中，我第1次知道了外边的一些新消息，特别是我们与南方政府断交的消息。
在克鲁尔和朱离开的时候，朱又一次重申，他明天上午十点钟亲自来把我们接到他那儿去。
当我把这次谈话传达给我的那些同伴们的时候，她们第1次活跃了起来。大家感到即将时来运转了。

已经近夜里十点了。我们怀着新的感受开始躺下睡觉，孩子们都已躺下了。
突然一大队士兵在一个显然喝醉了酒的军官的指挥下闯进了我们屋里。他让我们立即出去。
我们大家当时的心情难于言表。我们不由自主地把这次突然夜里解人同几小时前刚刚听到的明天转到好地方的许诺进行了对比。
我们猜想可能是军事当局决定消除我们的存在给他们带来的不安，消灭我们，用这种方法使所有的人，其中包括可能惹怒了他们的德国总领事，承认既成事实。
有一个特征更证实了这个想法。一个妇女想随身带上被子，但那个军官粗鲁地夺了下来，让就穿着那一身走。
受惊的孩子们哭叫不止，妇女们睁大了眼睛，面色苍白，这又出现了一个场面——神经系统跟12月13日时的不一样了。

尽管后来证实是我们错了，只不过是用这种方法把我们从司令部转移到公安局去，但抱定一死的人们的紧张心情仍未减缓。这可以说是一次心理枪决。
我们由两辆汽车带到了公安局，在这里，除了没有上绑绳外（这次没有绑我们），境况跟第1次几乎一模一样。
开始时，我们在院子里呆了一个半小时，四周围了一大帮好奇的、厚颜无耻的警察。
然后，我们还得受一次可怕的考验。
已经是深夜了，我们被带到公安局的拘留所，安置在一个小地窑里。我在文学作品里了解了这些地窑的情况并甚至见过地窑的照片，但我们对这些可怕的事，无法想象。
这是一个类似半窑洞的地方，后面砌有结结实实的墙，墙的两侧是直立着的互相挨得不很紧凑的木桩，这些木桩把我们与其它一些这样的小屋子隔开了，前面是用木桩钉起来的栅栏，每个木桩相互间隔两米远。这个土窑的一个角上有一个“厕所”———一个粪便四溢的土坑，在另一个角上，有一个圆木制的铺板。
总而言之，我们原先在司令部的那个斗室比这个屋子要舒适。
此外，大老鼠各屋乱窜，将几名妇女都吓昏了。
还好，不断受这迁移之惊的孩子们很快就在大人怀里睡着了。而我们则整整坐和站了一夜，直到天亮。
离开广州之前，我们一直呆在那里。

差不多直到中午，我们才被带到公安局的一间大屋子。
在12月26日，德国领事克鲁尔又来找我，说中国当局终于决定打发我们回国，说他现在就去打听回国的时间。
此后，他，或者他的助手每天都来给我们送物品、衣服和报纸。

12月29日，我们接到通知说，明天早晨我们将乘轮船离开广州。
果真，12月30日早上，我们终于被从我们的监狱中带了出来，坐上一辆汽车，在一大帮警察的押送下，被拉到码头，在那儿作为旅客登上了载我们离开广州的轮船。
我们幸存者经受的这一可怕事件就这样结束了……

我们要离开了，但我们把我们同志的尸体却留在了广州，留在了城外一个不知名的坑穴里。
他们的尸体是同上千名中国工人的尸体一起被抛到那儿去的，以后再也无法找到他们的尸体，以供隆重安葬了。
但是，他们的牺牲并不是默默无闻的。
我们同志的鲜血在革命斗争中第1次染红了中国的土地，与中国工人流成河的鲜血汇合到了一起。
中国的劳动人民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
当他们最后积蓄足够的力量，消灭自己的压迫者的时候，他们同时也就会为自己的和为我们的牺牲者报仇。
我们的团结是鲜血凝成的。我们今后将以极大的关怀和同情的心情关注中国劳动人民争取自己解放的英勇斗争。

《李辉译自<广州公社>一书，莫斯科1967年版》

Б·A·波赫瓦林斯基自广州回国后，于1928年3月02日向苏联<真理报》记者简略地介绍了苏联驻广州总领事馆遭袭击的情况，随后便写成此文，于1928年夏在莫斯科印成小册子出版发行。——译注

①沙面是东山对面城边的一个岛屿，是英国和法国在广州的租界。从东山到沙面，可以穿过城里，也可以走水路。一—原注
②Б·A·是本文作者名字和父名的第1个字母。—译注
③一俄里等于1.06公里。——译注
④根据（苏）r·M·鲍罗瓦娅1966年在<亚非人民》第3期上所写的<在革命的广州——纪念为中国革命事业而牺牲的同志>一文回忆，这五位苏联河志是在1927年12月14日被枪杀的。
她是在离开中国广州上轮船时从中国报童手中买的报上看到了被杀害的五位苏联同志的照片，上面用英文记载了上述时间。